我1954年10月出生于南京的一个革命家庭。我父亲1940年参加了新四军，我母亲新中国成立初就参加了共青团，然后入了党，他们都是老党员、老革命。我属于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接受的都是这种比较正统的教育。

1971年，我上高中，高中是一所矿办学校，叫矿办八中。当时由十六中、鲁迅中学和三十三中这三所学校的部分合起来，成了矿办八中。矿办八中是半工半读性质，半天挖煤、打炮眼，半天学习文化。

1973年1月我高中毕业，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特有的名词，叫“待分配”，即等待分配。我正好是在两届“上山下乡”中间的那一届，前三年的都上山下乡了，后头的新三届也上山下乡了，我这一届恰恰是个空档。当时城市刚好需要“八大员”，什么交通员、售货员、炊事员、理发员等，反正是把城市里需要的这些服务人员，叫“八大员”。那个时期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单位会招一些美术人才。我自小就喜欢画画，是自学的，那个时候没有培训班，不像现在，学画画找个老师去教。我自己买点小人书学着画，那个年代的小人书，如《东郭先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百零八将》，上面的一些插图是很漂亮的，我就把这些插图作为临摹学习的对象。

在“文革”后期，国家出了一个政策，要恢复少数民族地区用品的生产以及工艺美术题材的生产。当时，国家的对外窗口就剩下一个广交会了，广交会实际上是工艺美术交易会，可以说工艺美术产品是用来换外汇的。但是工艺美术题材受到“文革”的影响，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打牛鬼蛇神是可以的，一百零八将是可以的，只能用这类题材。外国人未必喜欢这种题材，他们更多的是喜欢天女散花、嫦娥奔月那种美的事物和人物。“文革”后期的题材限制、抑制了工艺美术的发展。所以周总理要放开工艺美术题材。1973年工艺美术单位开始大招人，我因为有一定的绘画基础，就考进了南京市工艺美术工艺公司，从此进入了工艺美术行业。初期我是在总公司工作，因为我在学校是学生干部，公司就把我调到党委办公室，我不太喜欢政治，就吵着要回来。当时可以选单位，我们那时的总公司，有20多家单位，其中有两家研究所，一个工艺研究所，一个云锦研究所，相对而言云锦研究所的专业更强一点，可以学的东西也比较多，于是我就选了云锦研究所，到云锦研究所是1974年。

在研究所的这一段时间，我的成长是很完整的，就是从学徒一直做到所长，没有离开过一步，可以说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我进了研究所，领导却没让我搞画画做设计，而是做了当时最艰苦的工作，我被分到云锦的生产车间，学云锦的织造工艺。在这里我经历了一个从不想干到想尽办法干的过程。因为一心想做设计，所以当时对分配到生产车间心有不甘。当时车间里是一批六七十岁的退休回请的老艺人，他们身上有很多旧的传统和习惯，比如说“教会徒弟打师傅”，所以一般不主动传授技术，只教一些基础的东西，学员也不主动学东西。后来我发现，师傅今天还和你说着话，明天可能就不来了，因为他们生病了，甚至有可能是去世了。我猛然感到，他们身上深藏不露的手艺也就这么跟着他们离去了，真心体会到什么是人亡艺绝，这才让我感受到肩负的责任。我慢慢开始钻研起织造技艺，向师傅们偷艺。我当时是学员组长，车间的大部分工作由我来安排。我就趁机向师傅们偷艺。明明一项工作，李师傅能干，我却安排张师傅去做。那李师傅就会有意见，来找我，我就会问：“那你要怎么干呢？”他要说明问题，就要告诉我技术关键。我可以再找张师傅说这个事情还是李师傅做比较好，他是怎么怎么做的，那张师傅不服气的话，就会说：“他就那点能，我比他能得多呢！”那我就接上去说：“那你告诉我，这样下回工作我就可以协调了。”晚上回去，我就把师傅教的东西都画下来，左手画右手，右手画左手，每一个步骤都详细记录，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相机、手机这样的工具，所以只能手画，其实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手画是一个强化记忆的过程，所以对技术要领的掌握比较到位。(www.daowen.com)

到了1978年，我调到资料室，做云锦织造工艺的技术总结，因为织造工艺前人没有系统做过总结，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做的，学艺时期的手稿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到20世纪70年代末，城里的云锦这块就不行了，所有徒弟都不干了，只剩我一人在坚持，师傅也去世得差不多了。云锦研究所就转型，把生产这一块下放到郊区农村去了。我在农村带了一些徒弟，又开始了科研的项目，云锦才传续下来，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云锦织造甩梭，2009年，南京

云锦挑花本制作工艺，2018年，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