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湖州丝绸行业开始改制，丝绸价格大规模下滑，跌到历史最低点的11万元/吨，丝绸行业开始大规模减产、停产、破产。湖州有一条益民路，老百姓叫它难民路，因为当时这条路上有四五家丝绸企业面临倒闭，丝绸之府变成了丝绸之苦。

湖州市政府开始实施改制下岗，我1970年进工厂，有33年工龄，49周岁，差一岁无法享受内退，必须买断工龄，买断工龄的钱是28050元，这些个下岗通知书、补偿金支票等现在放在杭州的浙商博物馆里。

我们湖州丝绸行业里与我相同命运的大约有三四万四五十岁的员工，工厂开始拍卖，当时大家感到迷惘，之前与我一起的工友都希望我站出来。

倒闭的企业有十几个，最大的企业叫昌荣，是两个厂（东风、永昌）并在一起，有2989位员工。政府把占地38亩的厂子开价到8500万元，长达100多天，无人问津，没人买。那么多员工谁能摆平？咋算都是赔。于是湖州市政府领导做我工作，让我挑这个担子。我们商量了几天几夜，我觉得自己不干丝绸也没什么可干的，于是吃了豹子胆，找了几个发了财的朋友，借来了2600多万元交了首付。对我敢于揭这个“皇榜”的行动，当时社会上的民众觉得不可理解，觉得那么多工人，那么大的包袱，左算右算一年都要亏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你凌兰芳什么本事啊？

紧接着我的母厂也倒闭要卖了，大家都说你自已的厂为什么不买？我的母厂开价2600万元，空壳子，没有一粒茧，没有一根丝，连废铁都卖空了发工资，这个破烂厂我又借钱买下了。不到半年，丝绸服装总厂的工人把我们的红旗路给堵了，其诉求是强烈要求政府改制，强烈要求凌兰芳收购该厂。因为我在员工安排上岗方面做得不错，大家都希望我去重整丝绸服装总厂。我说我没有能力，因为七七八八加起来这个厂开价快2亿元了，我是没有钱的人，家里省吃俭用总共20多万元，全拿出来用上了，又借了1亿多元。后来市政府看到我把员工安置得这么好，就同意我分期付款。当时的湖州市副市长说：“老凌你先把工厂拿走再说，不行还给我。”我就稀里糊涂地接下来，一个个石背起来。现在想来，这些苦头都是我自找的。

国企改革十分艰难。在改制大会上，员工情绪很激动，特别是永昌改制大会，员工哭的闹的都有，眼泪鼻涕往警察身上抹，有的员工要抱着警察跳楼，下面有6辆消防车停着，怕有放火跳楼的，150位干警集中在对面楼里待命，现场留20名左右忙着维护秩序。这种情况下，领导喊我出场。当时我对员工讲了三句话，全场立马就平静下来了。第一句：“我有饭吃，你们不会喝粥；我喝粥，你们不会喝汤。”员工问：“1998年下岗过一次，2002年现在又下岗，再下岗怎么办？”我讲第二句：“在我老婆下岗之前，你们是不会下岗的。”第三句：“我们抱团奋斗，一起做到退休。”(www.daowen.com)

那时能做到退休是一个奢望，动不动就下岗，工人很怕，所以我要说到做到。

短短一年我买下了三五个大厂，花了2亿多元。我整个人都麻木了，年迈的岳母吓到了，非让我把厂子还给政府不可。我老父亲说了一句：“儿啊，你从此石当帽子了呀！”

政府见我安置员工有方，工作做得很细，眼看局面好转了，又塞些困难企业给我，就这样我又陆续收购了一些企业。2004年我把这些重组后的企业集中起来，把下岗工人安排岗位停当后就成立了丝绸之路集团。其中，40后、50后中有五六千人是在我手里解决工作的。我感觉负担很重，压力很重，那些年我几乎没有睡上一个好觉。

首先这些工人要安排工作，特别是永昌收购来的时候，许多机器没用了当废铁卖。工厂地上长满了野草，机器锈了，螺丝钉也拧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女工怎么缫丝、织绸？退二进三！放到服务业去。我们想了很多很多办法，我先租了一个宾馆，开展了一些服务业，把挡车有困难的女工安排做服务员，再安排一部分员工去做公共服务，如卖煤气等。我还带一些员工去湖州妙西山上挖烂树叶腐殖土掺上化肥作花肥卖，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要解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问题，没有创新思路不行。我抓了“四大改造”，老设备、老工艺、老产品、老市场兜㡳翻，设备全进口，工艺最先进，当掉裤子也要上项目、上设备、上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