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51年，老家在苏州。父母都从事丝织行业，父亲是织绸工人，母亲做绸厂辅助工种，当时叫帮机，就是后来的经纬工序。我的爷爷辈是农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出来学手艺了，到杭州去学的织绸技艺。回到苏州后，就在苏州东吴丝绸厂工作。那时候对织绸工人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工人不但要能把机器组装搭建起来，还要保障机器正常运转。当时的织机大部分都是做织锦一类的丝织物，提花机装造和梭箱各方面比较复杂，能操作这类机器的人，现在来说都应该算是高级技师了。技术工人的工资都是计件的，就是织一尺算一尺的工钱。根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期（全面抗战以前）丝绸业比较兴旺发达，一年有将近2万吨的丝产量，出口换汇非常多。丝织工人日子很好过，会手艺的织绸工人一个月能挣三四十块大洋，收入相当可观。

上小学后，正赶上国家号召大炼钢铁。我们小孩子都去敲碎缸沙，把坏的铁锅敲碎，然后放到坩埚里去熔化，最后炼成大铁块，因此对大炼钢铁我有深刻印象。后来就是大办食堂，三年困难时期饿肚子，那一段时间生活比较苦。

“文革”开始时，我还在读中学。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不是很正常，后来书也没得读了。我父亲就说（那时候母亲正好要退休），你书也不念，一天到晚游手好闲的，去顶替你母亲进厂吧。1967年，我进了母亲就职的苏州光明丝织厂，那一年我16岁不到。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知道丝绸的，我到工厂里头当学徒。一直到1972年，我做了整整五年的织绸工人，每天三班倒。最初进厂的时候，记得我织的那个绸叫四维尼，后来做过洋纺、双绉，学过织锦缎、古香缎，也做过乔其。当年我们搞技术革新改造的喷气织机能开到300转，用来织人造丝跟棉纱交织的富春纺这一类品种。(www.daowen.com)

1972年“文革”后期，社会开始稳定，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说还是要招大学生，我是第一届的工农兵学员。我父亲挺支持我去读书，当时我们工厂里头大概有十来个人是符合条件的。当时有一条规定，工作不满五年就不能带薪读书，我好像差一点点满五年，但父亲说不管你带不带工资都要去念书。那次在我们厂里就招了我一个，我确实很幸运，后来我也正好满五年带薪上学。到苏州丝绸工学院念书去了之后，学的还是我的老本行丝织专业。我的妻子也是苏州丝绸工学院毕业的，她原来在北京丝绸厂工作，后来在纺织工业联会（原纺织部的科技司）工作。我的爸爸、妈妈、哥哥、嫂子、夫人、弟弟、弟媳妇和侄儿，我们家里有八个人都是搞丝绸的，应当是名副其实的丝绸世家。

（一排左七）国际丝绸标准研讨会合影，2016年，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