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浙江印刷集团公司退休的。1970年我“上山下乡”到了黑龙江密山兵团，1974年病退回到了杭州，1976年进了杭州印刷厂顶了我父亲的职。1980年以后，杭州印刷厂与浙江新华印刷厂合并，组成浙江新华印刷厂，1990年后又改成浙江印刷集团公司，成为浙江省印刷行业的龙头企业。我在那里工作了23年，在校对组做了13年，1997年11月退休。

袁震和绸庄是我太公创建的，绸庄在1915年参加美国巴拿马博览会获得了金奖。本来我们是不知道这获奖之事的，看到了1996年11月30日的《钱江晚报》上的一篇文章《这些老字号还能重放光彩吗？》后，我们才知道袁震和绸庄还如此辉煌过。这是中国第一块丝绸界的金牌，都锦生丝织厂是在1926年才得金奖的，袁震和绸庄比他们早了11年。

当我看到《钱江晚报》上的文章时是很激动的，我为此还去上海采访过九十几岁的二姨妈，采访过四房的慰顺舅舅。舅舅告诉我，获奖此事是有的，奖牌是有的，以前放在四房四外公家里，奖牌圆圆的，上面有男女两个头像，在“文革”中遗失了。我又跑到中国丝绸博物馆去参观，想看看里面有没有记载。可是参观后发现里面没有记载袁震和绸庄的事迹。回家后，我就给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写了一封信，询问：《钱江晚报》都记载了袁震和绸庄获奖的事，为什么你们馆中没记载？后来陈锦才给我回信说：我们博物馆的东西是不全的，是要靠大家支持、捐赠的。于是就有了我第一次给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捐赠之事。那次我把六姨妈交给我的一件外公的马褂和一些零碎绸料，有些是半成品捐给了博物馆。过了几天，《杭州日报》记者郑承锋和我一起去采访，中国丝绸博物馆给我发了捐赠证书并合了影。(www.daowen.com)

第一届西湖博览会袁震和展台，1929年，杭州

第二次捐赠之事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在杭州市档案馆看到一本资料，上面说慈禧太后特别喜欢“一枝花”绸缎，我马上回家问我妈，外婆留给她的那件陪嫁上衣是不是“一枝花”。我妈说：“是的。”我很激动，因为外婆那件陪嫁衣留给我母亲后，母亲把它改成了两件上衣，一件给我妹妹，一件给我。妹妹那件早就找不到了，我的这件还保存着，这件衣服背后就是用乌绒织成的一株白玉兰花，我很喜欢。听母亲说，这件衣服原来是中式大襟的，整条领子就是一枝小花的，口袋的边也是小花的，整件衣服就像一株乌绒白玉兰花。灰色的底板，上面衬托着一枝花。真的很高雅，我很喜欢。后来慢慢地，我想，放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欣赏，捐赠给博物馆可能会有什么研究价值，让大家欣赏，不是很好吗？这时我就有了捐赠的想法。后来我又在想，外婆的这件“一枝花”，是不是就是慈禧太后说的“一枝花”呢？如果是的话，那么慈禧太后穿的“一枝花”有可能是袁震和绸庄出品的。那时太外公还是“清封朝议大夫”（这是杭州历史学家丁云川告诉我的），那么在故宫肯定会有袁震和绸庄的绸缎。再说外婆这件“一枝花”陪嫁衣是不是就是袁震和绸庄出的呢？据我分析可能是这样的：外婆家在绍兴，那里是不出产丝绸的，家族只是在上海做丝绸生意的，与袁震和绸庄是至交。外婆嫁给外公时，外公的第一位夫人已去世，已有四个孩子了，一个家庭肯把女儿嫁给有四个孩子的男人，这个男人肯定是有很大的魅力。我想当时可能就是袁震和绸庄的魅力。这件衣服可能是外公给外婆的聘礼，也许外婆家用的都是袁震和绸庄的绸缎。所以外婆嫁过来时穿的绸缎可能都是袁震和绸庄的。现在我很想考证这件事：外婆留下的“一枝花”是不是就是慈禧太后喜欢的“一枝花”？这就是我的第二次捐赠。在此我想提醒的是：袁震和绸庄在清末经营了40年，太外公并且是“清封朝议大夫”，难道朝廷没有袁震和绸庄的绸缎吗？据说故宫至今还有些馆没有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