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7年在上海出生，祖籍在宁波镇海。父亲是纺织界的一名工程师，母亲是一名杂志社的编辑。我父亲叫包启明，他原来是在哪个工厂工作我忘记了。他在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工作了二三十年，这是一个直属中科院的研究院。我上的中学叫晋元中学，曾改名陕北中学，原址在普陀区和静安区之间，一直算是普陀区的学校，是当年普陀区最好的学校之一。副校长叫郑逸梅，是文史补白大家。中学时我在文学方面有些爱好，对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有一定的影响。我是66届高中生，“文革”开始的时候毕业的。因为家里哥哥、姐姐都出去了，父母身体也不是很好，我就一直在家自学，看看书什么的，各种东西都学过。一直到70年代初，我被分配到一个房修队，专门帮居民修破漏房子，从属于房管所。起初我是做学徒的，做拌黄沙水泥、泥瓦匠这种活，干了一年多。后来，一些晋元中学的老师，介绍我当代课老师，我做了好多年，直到1977年底。我是属于全能型的，除了政治、音乐没教过，什么语文、工业基础、农业基础都教过，我还带过篮球队、书法班、围棋队什么的，爱好比较多，跟学生还蛮谈得来的，到现在关系还很好。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到了上海师范大学数学系。那时候华师大、上师大和上海教育学院都是并在一块的，叫上海师范大学。我家里成分不好，考其他学校没把握，我觉得很多事情要团队合作，只有数学是不要团队的，一个人就可以做，所以就报了数学系。高三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椭圆和双曲线的，数学老师要帮我去投《数学通报》。后来“文革”开始了，《数学通报》也停刊了，因此就没有投。但我还是喜欢数学的，一直认为数学可以很美丽，学数学逻辑清楚，所以我在学美术史或者染织服饰史时，逻辑比较清楚。我周围的同事和我的学生很多都是学艺术的，学设计的，他们的逻辑就会差一点，我用我的逻辑就经常能帮助别人。进入数学系以后，我在班里成绩很好。总分一百分，我能考一百多分，可以把附加题都做出来的。在77级，我年纪算大的，是1947年生的，也有比我小十三四岁的同学。学习数学是条非常漫长的道路，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多了，我觉得要是做数学，好像有点太晚了。于是就想改行。因为我家是个纺织世家，所以我想改纺织方面的专业。我其实大学只读了一年多一点时间，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叫作同等学力，我就自己跑到校长室，说想考研究生，便考到了华东纺织工程学院纺织系，当时研究的是纺织史。

（右一）上海之禾空间画廊，2018年，上海(www.daowen.com)

我当时跟的是杨汝楫老师，他是正导师，副导师是周启澄老师。杨汝楫老师是搞航空的，他对纺织史不那么热心，也基本上不管我们。我们都是跟周启澄老师做研究的。周老师教了我们很多知识，我终身受用不尽。周老师那时候接到一个项目，做《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这本书，周老师很投入，这本书基本上都是周老师做的，大家看到的主编是陈维稷，陈维稷是我的太老师，是新中国成立前周老师在上交大读书时的老师，他俩都是共产党员，国民党要抓他们，陈维稷就带着周老师跑到了青岛，周老师这才没牺牲，周老师的好多同学都牺牲了。所以周老师帮陈维稷老师做事情从来不计较回报。他做纺织科学技术史研究，我们听他的课，毕业以后就跟着周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