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4年出生。1966年，我从浙江丝绸工学院毕业，碰上了“文革”，1968年我到了诸暨丝厂，在那边一待就是八年。在这八年当中我做了很多事情，全部都是技术工作，甚至造过锅炉。最初我在诸暨丝厂搞设备，技术改造，后来筹建了一个诸暨农工丝厂，我是一名技术员，连有些零件都是我们自己加工的。接着我又到诸暨第二丝厂给他们搞技术开发，就这样在基层辗转了八年。

这艰苦的八年让我迅速成长，对之后的工作研究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基层的工作经验相当于把书本知识转换成实际工作能力，这个影响与受益很大。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才会在工作中发现很多问题，有些最不注意的事情，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我都有切身的体会。认为肯定不会出问题的却有可能就出现纰漏了。在基层锻炼的八年虽然辛苦了一点，但是确实让我受益匪浅。

“文革”期间，我就读的学校成为杭州工业学校，1975年，学校恢复为浙江丝绸工学院。1975年，学校需要一些老师，而我因为在校时成绩比较好，学校希望我回校任职，我也欣然接受了。当时诸暨这边不肯放人，还是诸暨丝厂支部书记亲自到诸暨人事局说明情况，他们才同意把档案调回到学校的。从诸暨丝厂到丝绸工学院的缫丝厂，当时学校比较重视实践，有个校办工厂，实际上就相当于是缫丝的工厂，我被分去帮助建造缫丝工厂，包括重新安装管道等。

从1984年到1986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去日本学习交流了两年。我去的是京都工艺纤维大学，跟着有本肇先生学习，他是研究制丝的。在日本的两年里，我去过不少日本的缫丝厂、蚕丝试验场、生丝检验所及缫丝机制造厂，收集了不少资料。(www.daowen.com)

他们的历史资料保存得很好，当时日本丝绸业已经开始不景气了。早期日本是靠制丝发家的，最早的时候，丝是用来做连裤袜的，尼龙出来后它的优势就没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资源很匮乏，他们用丝来做军大衣，做一些军用品，当时他们对蚕丝的利用有了很多的专利。

1984年，我刚去日本的时候，日本正在研究开发蚕丝新的利用方式，要开发新形质丝，用丝绸做西服之类的。他们把原来的资料全部都搬出来重新研究，花了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最后没有成功产业化。日本人做事情很认真，一代一代历史资料都不丢掉，保存得很好。基层第一线的工作经历很重要，历史资料是很多研究工作的基础。实际上他们的有些知识技术是从中国借鉴引进的，但结果是现在他们的蚕种比中国多得多，品种也比我们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