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之后，我搞了一些设计，大多没有被用上。因为在我们学到的东西中，缺少了把纸样做成产品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是十分复杂的，需要很多技术力量才能做出来。所以我们在回去之后也很无奈，就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去学习和掌握每一道工序，尝试着把纸样上的花型色彩搬到丝绸上去。所以，那时候不单单要设计，还要熟悉所有的工艺过程，再投入生产。这样操作下来，也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深入生产的核心部分，既掌握了设计，又明白了工艺，这是在工艺美术这个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如果一个人仅仅会设计，不懂得生产工艺，那这样往往只是纸上谈兵，脱离实际，或者会导致在生产出来之后设计效果大打折扣。

我们在经过长时间的磨炼之后，在这一点上很少有人能和我们相比。当时大学毕业生根本不明白这一套做法，因为在当时的美术专业里，是没有设置这个课程的，在大概五到六年之后，他们才慢慢适应工厂的实际。后来一批一批的学生毕业之后进入工厂，慢慢地就成了工厂里的主力军，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恰好是起到了一个过渡的作用。

设计纹样，1975年，苏州

范存良与设计人员探讨图案设计的流行趋势，1983年，苏州(www.daowen.com)

（左一）指导设计人员绘画，1987年，苏州

苏州有一个隶属于江苏省的丝绸研究所，后来有一段时间，省里的意思是将设计员都集中起来。于是，1965年，我就被调到这个研究所工作了一年，这一年对于我来说也有着很大的作用，我们接触了许多来自各方面的专业人员，并且接触到了很多国外的资料，学到了很多。

到了“文革”快结束的时候，上级又把我们这些人全部调回了工厂，从那之后，我就一直在工厂工作。粉碎“四人帮”之后，工厂里要选拔一些人到大学进修，我就是第一批。1978年，我被送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去进修了一年，我在这里接触到了一些老一辈的教授，他们是庞薰琹、雷圭元、李有行、常沙娜、温练昌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