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组织上派我到省委党校学习半年。回所后，我先后担任科研计划科科长和所长办公室主任，负责全研究所的人事教育、科研计划、物质分配和财务供销等管理工作。20世纪80年代，我每年从国家科委，省市科委、经委为研究所申请近60万元科研经费。在此期间，国家计委拨款400万给我所，启动柞丝绸染整试验车间的项目。国家计委一把手来丹东检查进度时，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陪同下，听了我代表研究所所做的限时30分钟的对本项目进展情况的汇报，计委领导表示非常满意，并希望我所继续努力，加快进度，按时鉴定，完成任务。在这个染整项目进入鉴定准备阶段时，所长特责成我为该项目撰写鉴定报告。

1989年，我被调到丹东丝绸公司任外贸办主任，主要任务是为公司争取进出口权及“三来一补”等工作。在此之前，柞蚕丝、柞蚕绸等产品一直统一归辽宁省丝绸进出口公司出口。丹东是柞蚕原料、丝绸、服装的集中产区，有六个丝绸厂，而且科研单位、丝绸学校、丝绸质检单位等配套齐全，出口交货值达5个亿。后来，经贸委批准了我公司的丝绸进出口权。(www.daowen.com)

1992年，丹东丝纺局派我到丹东丝绸二厂当厂长。该厂当时已连续亏损4年，有4000多名职工（退休职工占1/3），是个老大难单位。我到厂后，先是成立了销售公司，加大了推销产品的力度。丝绸产品主要靠出口，计划经济时期，出口靠外贸。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初，工厂一时也找不到外商；内销又受到南方和本地众多私营企业冲击，难度很大；加上工厂外债多，成天有要债的、法院来扣车的，弄得我焦头烂额。后来，我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划小核算单位，全厂划分成六个分厂。债务由总厂背，分厂轻装上阵，负责生产。我向市领导汇报时，称这个做法为“大船搁浅，舢板逃生”。后来，市委书记在电视讲话中也引用了我的说法。当时，丹东丝纺局效仿我的方法，对丹东绢绸厂进行了划小核算单位的改造。我的想法是3—5年后，等各分厂的日子好过了，再回头来救总厂，这样总厂也会转危为安了。但总厂当时扛着债务，日子还是很难过的，市政府允诺给二厂投入的启动资金也不给了，所以我决定退出二厂。当时，好几个单位要我。东北国际投资公司请我去，且待遇优厚。同时，丝绸研究所所长亲自来我家，让我哪儿也不要去，还是回研究所。我感觉回原单位是轻车熟路，很乐意。于是，我回到研究所任常务副所长。之后，我一手操办了将研究所变更为研究院的全部事宜，并担任常务副院长。在此期间，我加入了国家第八个“五年计划”丝绸行业专家评审组中的蚕业专业和制丝专业两个评审组，还被辽宁省纺织工业厅聘为丝绸专业高级职称评定的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