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回来后，组织分配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进行养蚕研究，自己学养蚕，冬季没有桑叶就用莴笋叶喂。后来组织确定让我搞遗传、搞品种研究。组织上让我搞遗传研究，给蒋同庆老先生当助手，我就开始做基因库了。在读农校的时候老师搞什么虫的研究，那时候棉花虫多，我就抓来自己养着；老师讲嫁接我也去试试，一直有好奇心，特别是对自然的东西有兴趣。我对蚕的遗传的研究，都是在养蚕室里进行的。怎么做怎么分辨，遗传关系是什么，我都跟蒋老先生学。应该说我学得也快，学了就能用。接下来开遗传学课程了，蒋先生讲摩尔根遗传。如果没有人讲米丘林遗传，遗传学课就不好开。所以一定要开成两门课程，因为米丘林遗传以前我学过一些，没人讲的话我也可以试试。蒋先生讲摩尔根遗传时，我做这门课的辅导老师。他讲课用的是苏北话，学生有时候听不懂，每一次辅导我都去给学生答疑，实际上我也是学生，但我得特别地用心学、用心看。他的一本教材我先看一遍，这本教材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有些读起来很拗口。

关于基因库，有一个阶段调查记录的东西，都是我写的。最初进入基因库学习时，如何认识什么性状和它们的遗传关系、应该怎么继代等，蒋老先生都要教我，后来他就让我来做，看我做得对不对。我是经过这样的实际考试过来的。1962—1966年，基因库的工作和基因分析研究我都有参与，这些年我把做基因库和蚕体遗传研究的基本方法掌握了。1964年“小四清”，蒋老先生又受到了冲击。从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后就是我在边学边做，独立地完成研究。全国真正的蚕遗传系统只有我们这里保留下来了，我们不仅把它保留下来，还发展了、增加了。一个是材料保存下来了，这个很难，还有一个是技术传承下来了。

这个材料是从中山大学过来的，他们那里后来都没有了。全国只有我们这里的一套。华南农大说我们这些研究材料是从他们那里传过来的，因为华南农大早先搞的也是蚕遗传学这一套。后来镇江搞实用品种，蚕遗传这一套是我们一个学生分配到镇江时带过去的，所以真正做蚕基因遗传研究的只有我们。从蒋先生受冲击开始一直到1978年，主要是我和钱立民先生在做这个研究，“文革”带来的影响每个人都会受到，只是大小而已。我历来做事比较低调，只做研究，所以材料能保存下来。

“文革”前后我做的有这样几件事。一个是基因库，这一块主要是我在做。1964年后我做这个事，是有很大压力的，有很多老师说摩尔根派是脱离实际的，要把家蚕基因库搞掉。幸好我们教务长刘明剑（也是后来的西南农学院院长）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有人说要取消这个研究，他没有同意，没把基因库的材料撤掉。所以1964年到1978年我一直都在坚持。在这个困难时期能够把这些研究材料保存下来不容易，现在就是宝贝了。那时候我每年都要养蚕，也做一些小的研究，会发现种种问题。在做的过程中，每个系统内容有各自的基因，我要甄别一个群体内哪一些要留下继代，下一代会出现什么情况，基因能否保存下来都要弄明白，这就要求对它的遗传关系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那是一个很长、很难，也要用心学习的过程。通过这个，我不仅学了一门技术，而且提高了自己的思维能力，学到了科学精神。这也是一种磨炼，让自己自然而然变得更加成熟了。(www.daowen.com)

我这里所说的基因库是从遗传科学系统来讲的，没有地区，没有国内、国外的区分，是从科学系统上来保存这样一些材料的。我们现在的基因库大概有700来个系统，已经发现蚕有200多个形态突变位点，我们这里大概存有90%多，突变是多样性的。研究不同于正常形的突变，这实际上是生物学的一个根本问题。有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去认识它；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没办法去认识它。我们能逐步推进蚕业科学，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我逐步加强认识，积累就多了，所以这是一个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对基因库的整个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要说全国，没有一个地方是从事遗传系统保存的。另外，真正做蚕的遗传研究的人是极少的，除了我们这个地方以外，极少有人做，哪怕是在我们这里也只有几个人坚持了下来。

“文革”后期，我们把基因库做了拓展，许多研究工作有了新的发展。1979年我考上农业部的留学人员预备班，要去培训外语。我赶紧把我那些年做的一些基因研究做了一个梳理，在当年发了一连串的文章。我提出把蒋老先生请回来。比如第五白卵、隐性灰卵等新突变的发现，在遗传这一块的研究还是比较多的，这些突变是属于形态遗传的，我提议以蒋先生为主来做这个事。还有一些是我自己做的，比如我搞了数量遗传（也就是把动物遗传这一套引到蚕这块来）；野桑蚕杂交研究也是我在此期间做的；我还研究了一些品种，如“东钟×武七苏”这个品种。遗传、品种，我在出国之前就把与这些有关的研究文章写了，有十来篇。

出国前我把事情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的，遗传方面我交给蒋老先生主持了，品种这一块给徐文奎先生他们去做了，于是我就一心去做新的了。在这段时间我做了几件事，包括拓展了基因库并交给蒋老先生，同时也搞了些新的东西，如搞遗传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