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7年出生于涪陵。我从小读私塾，读四书五经，私塾出来就去读高小。1948年考上了涪光中学，读初中。1951年初中毕业时，我看到一本宣传苏联的书——《伟大的自然改造者米丘林》，于是进入了涪陵农校学习。农校是从一个老的学校恢复起来的，师资不错，土地也多，当时老师教种番茄育苗，讲到什么嫁接呀，我觉得很新奇。当时我想，如果番茄和洋芋嫁接，上面结番茄下面生洋芋，应该很好玩，我就去做，桃子什么的芽接我都去试了。在农校的系统学习，特别是对米丘林遗传的学习，使我对农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4年，我从涪陵农校毕业。当时学校可选送一批人参加高考，我们班里20多个学生选了3个，我是其中之一。我考入了西南农学院蚕桑专业。那时整个学校也就只有700来人。学校的设施这一块还是非常好的，学校当时全是新建的，房子都是按苏联的样子修的，学生宿舍是5个人一个房间，宿舍里有衣柜、书架。学习都是按苏联的教育模式来的。

四年我学了三十六七门课程，那个时候的教材比较少，有些是老师自己编的。1954—1956年这三年学基础、学专业课，受政治运动的干扰不多。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时，我们已三年级了，从3月下旬开始就出去实习两个月，在北涪蚕种场，课程学习没受影响。四年级到农村实习，我们分别去两个地方。那个时候我是班长，还有一个书记，我们两个当组长，各带一半同学到农村进行生产实习。老师把我们带过去，交代好后就回来了，之后全是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我去的是合川铜溪，即现在的合川农场。后来毕业实习一回来等待分配，我被派出去搞蚕桑发展规划，我记得到江北搞土壤普查时，侯光炯教授还是领队。1958年我毕业留校，1958年年底下放到南充，这是一个老蚕区，我在下面带学生，跟学生一起劳动，学大寨，学挖地。

1959年3月，我参加了省蚕病工作组，到射洪县金华蚕区搞蚕病研究。参加人员有四川省农业厅的、四川省农科院蚕研所的，还有西南农学院的。因为四川也是棉区，比如三台、射洪、盐亭这一带既是蚕区也是棉区，这些县每年的春蚕都发生灾害性的流行病，有的是全军覆没，平均一张蚕种只有5公斤茧子，正常应该是30公斤。

但那是什么病我们一直搞不清，因此省里在1958年成立了一个蚕病工作组进行专题研究。我是后来参加这个组的，我们的研究工作，首先是每日到各个养蚕室查看病情，把病蚕标本一个一个地编起号来，查看病蚕的形态，病变是什么，状态是什么样，详细检查比较，还要把病蚕拿来培养病原菌，看是什么病原菌，发病过程是怎样的。到5月初，全公社第一批蚕几乎全部死掉了。这个蚕病有个规律，从蚁蚕开始发病，但从头到尾我们都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死的，看也看不见，慢慢地蚕就没有了，在3龄前都死了。(www.daowen.com)

（右二）在云南蚕研所考察，2008年，云南

开始时，蚕病工作组的人都在那个地方。但蚕从1龄到3龄都会死，反正过不了3龄，因此一些工作组的人在1龄、2龄时差不多都因事走了，只剩下蚕研所的夏儒山和我两人。我带着显微镜，负责观察病蚕，他负责接种和病原培养。有一天下午我照例坐在门槛上，前面搭一个高板凳，显微镜就放在这个上面，进行例行观察。我看到一个病蚕身上有一个小虫子在爬，不知道是什么，想来想去又放心不下。第二天我看到桌子下面还有一包蚕没有检查，是前一天漏掉的，我十分不甘心，就又打开看看，看到一个虫子腹部非常膨胀，这个特征很明显。我一查日文的蚕桑宝典，这个就叫壁虱病。这个虫子就寄生在蚕身上，使蚕致病。我们再仔细检查，发现每一个死蚕多的地方都能检查出这个虫子，后来扩大到整个县，只要哪里蚕死多了，我们去看，都能找出这个东西来。知道病原就好办了，在棉区，棉花一收上来就要晒，一晒这个原寄生在红铃虫上的壁虱就要跑，什么缝里都爬，春天你一养蚕，它就爬出来，集中在养蚕的这个地方。这个虫在显微镜下面才看得到，我们一下子就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知道了这个蚕病是从红铃虫那里来的，知道是棉区这样一个环境导致的，因此只要把消毒这些搞好，先把病原灭了就可以防治了。这样一来，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是一件大事情，就这么一来，农民的产量马上从5公斤增加到二三十公斤。这种病在国内是第一次发现。那时候用的显微镜就是一般的显微镜，实际上不需要太高的倍数，几十倍就可以了。

（右二）在四川宁南县考察，2015年，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