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船只进入海河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655年荷兰使节出使清朝路经天津，以后虽不断有外籍船只来津，但较为稀少。1860年天津开埠后，外国船只进入海河畅行无阻，先是以英国最多，日本船只于1884年后才出现在天津。此后，日本来津的船只逐渐增多，到1913年一战以前，其数量已与英、美持平。趁欧洲各国忙于一战之际，日本跃居外国在津航运业首位。

据记载：1931年天津入港船只（指大沽入口而言）总数为3，349只，吨数为5，000，331吨，其中日本船1，446只，占总船数43%，吨数1，785，686，占总吨数36%（见1934年2月21日《大公报》载《天津日本人的经济状态（续）》）。

日本在天津的航运业迅速发展，码头是重要原因之一。日租界位于海河上游，在建设初期，相对英、法等早期设立的租界而言，位置偏远，地价较低，虽沿海河，但航道较浅，通航条件不佳。老万国桥的平转式开启方式，通航净空过小，大船难以通过，也曾是影响日租界码头发展的一大障碍。《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中就曾写道：“法国铁桥建筑时，开桥时两端相距过近，较大轮船不能溯河而上，说者谓此系外人处心积虑不欲使华界有建筑码头之机会。及万国铁桥落成后，此弊已除，海河情形见好时，较大轮船，便可驶过万国桥。日人有鉴于此，已在其租界河岸筹备建筑大规模之码头，以与英法相争。”

日租界码头

冬季结冰时的日租界码头

为了大力发展航运业，在20世纪20年代，日租界当局就开始筹划修建码头。《大公报》上最初有关日租界修建码头的消息，是随着租界内地价升值而广为人知的。1925年9月17日《大公报》刊登《日租界地皮价值暴涨》一文写道：“近来因日本政府准许日本租界河沿筑轮船码头，限于明年筑好。故一班大资本家皆知码头修好，必更发达，特出资本大买特买，以致房屋地价皆暴涨。”因此，地价由三十余元一日本坪（六尺见方为坪）飙升至五六十元一坪，几近翻倍。日租界修筑码头的消息并非无中生有，就在同天（1925年9月17日）举行的日租界行政委员会会议之前，与会人员先召开了秘密会议，据说与码头工程有关，会时约一个半小时之久（见1925年9月18日《大公报》载《日租界行政委员会开会》）。

仅仅一个月后，码头工程就付诸实施。1925年10月16日《大公报》上登出《日租界码头之动工日期》一文，为码头动工仪式做了宣传：“租界局积极进行，均已预备齐全。刻已定于本月二十二日午前十一时举行动工式典礼，发出请帖百余份。届时中外官商被招待参加典礼者当不少，必有一番盛况也。”(www.daowen.com)

在日租界修筑码头的过程中，碰到的难题首先是资金问题。修建码头，工程巨大，所需资金浩繁。除日本当局出资50万元外，仍不能满足工程需要，遂向美国花旗银行借款72万元。双方就借款一事，商讨半年有余，终成契约，于1925年11月8日正式签署借款合同。1925年11月9日的《大公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其次是修筑码头涉及征地拆迁，一旦处理不当，将会造成官方与平民的矛盾。对此，日租界内的管理机构——日本居留民团非常重视，特别成立了“码头用地买收委员会”。1925年11月23日《大公报》的《日码头买收房地委员会成立》报道：“日本居留民团行政委员会因日租界河沿建筑码头必须占用人民之许多土地房屋以备需用，故对于此等占用土地房屋有买收之必要，特组织码头用地买收委员会。共选举委员二十名，定于每一星期聚会一次。推举会长为川村雄龙，副会长为里泽兼次郎。该会场暂附设在大和公园租界局内云。”

日租界码头竣工纪念品——卷烟盒正面刻有日租界码头图案

日租界码头竣工纪念品烟具套装

资金与征地拆迁两大问题解决后，日租界码头的构筑工作进展较为顺利，1927年7月22日竣工，并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为纪念这一重要工程竣工，日租界当局还曾制作过纪念品。笔者就在孔夫子旧书网的拍卖板块中看到一套烟具套装，其中包括金属托盘、金属火柴盒架、玻璃烟灰缸、卷烟盒及原木包装盒。卷烟盒正面刻有日租界码头图案，背面有“天津埠头筑造工事竣工纪念昭和二年七月完成”字样，昭和二年七月即1927年7月。为日租界码头竣工而制作纪念品，足见日租界当局对此项工程的高度重视。

（方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