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4日晨，空气中弥漫着早春的气息。天津东站涌出一批刚从火车上下来的东北旅客，有的扛着行李，有的拽着孩子。其中，有一位面目清秀、中等身材、年近50岁的中年人，和家人簇拥着走出检票口，望着这座陌生的华北大城市，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由于人地生疏，他便和家人先在车站对面一家小客店——群贤旅馆暂时歇下来。接着，他上街买了新出的《天津日报》和《进步日报》，满怀兴致地浏览起来。他就是奉中央调令，从大连来平津工作的著名作家阿英。

近半个世纪后，当年随父亲一同来到天津的阿英之子钱小惠，这样追忆到父亲1949年早春时节奉调来平津工作时的情形。

对此，阿英在当天的日记中亦有如下记载：

侵晨，车抵天津东站。下车后，乃先觅得一小旅馆——群贤旅馆休息。旋至街头买《天津日报》及《进步日报》阅之。

八时许，到人民银行访宋乃德同志，嘱至中央信托局问，信托局告知在对外贸易局。到局，知宋已往大连、鞍山、沈阳一带，其夫人陈宜芳同志在家。晤陈后，由彼电告黄克诚司令。旋黄司令派车来接，遂至军管会。

由侯秘书领至黄司令室，多年不见，其愉快之情，殆非语言所能尽。市长黄敬同志，及警备区司令（原在三师八旅），均先后来。黄在此尚有二月。陈毅军长将主持沪政，彼谓余可能调沪工作，一氓亦将调出。如不去沪，将随彼入湘。遂决定在此小休，待文物运到，即先赴京，留家属于此，以待工作决定再动。

然而，在北平参加完第一次“文代会”的当年8月底，阿英既没赴沪，亦未去湘，而是最终被组织安排留在了天津，继陈荒煤、周巍峙后，成为天津军管会文教部文艺处的第三任处长。不久，他又被任命为天津市人民政府第一任文化局长，随后还兼任了首届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作为具体负责天津市文学艺术工作的最高领导，这一时期的阿英，不但带领天津文艺队伍创造了多个新中国文艺领域的第一，而且他自4月14日到津后，无论是在中组部尚未落实其具体工作地点及内容的“赋闲”期间，还是作为地方文艺工作首脑的履职期间，他都或参与或领导了在津接待、护送一批批文化界精英从海上北归，经天津乘车赴北平参加开国大典前后一系列活动的组织工作。

据著名漫画家方成回忆，1948年，因国民党封杀言论，不允许报纸刊登讽刺时事的漫画，并派特务抓捕漫画作家，其被迫前往香港。1949年夏天，他知悉上海已获新生，于是想从海路返沪，“但听说上海吴淞口被沉船堵住，船进不去。最后通过朋友，弄到一张到北京的船票”。1949年9月，方成乘船北返。在船上，他巧遇巴金、黄药眠等一大批曾经在港的民主人士，大家经过长途远航，轮船最终停靠在天津港。阿英等天津市文学艺术界的朋友在热情招待他们后，便将方成和这些文艺界人士一起送上列车，驶往北平。他们在受到国家高规格接待的同时，被安排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参加了开国大典。

而在阿英来津前的3月20日，冯乃超、周而复、阳翰笙、严济慈、臧克家、史东山、白杨、舒绣文、姜椿芳、张瑞芳、于立群等，也是乘坐“宝通”号外轮由香港北上，于3月27日到达天津港，受到天津文艺界热情接待后，转赴北平开始履新的。

1984年5月，笔者作为记者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采访过老作家岳野。当谈到天津时，这位写过《英雄司机》《水上春秋》等剧本的老人动情地说：

我第一次到天津是在1949年的5月5日，当时我作为尚未解放的华南青年代表团28个成员之一，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从香港乘船经过11天秘密航行到达天津，然后再转道去北平参加全国第一届青代会。记得当轮船驶入距天津市区东南60公里的海河入海口时，我们都贪婪地望着两岸解放了的土地，搜寻着入京咽喉上以威、镇、海、门、高5字命名的5座炮台遗址。当轮船终于靠上了天津码头，当我们把密藏的“华南青年代表团”的红旗举起，当与早已等候我们的大会接待组的同志们握手拥抱的时候，我们都热泪滚滚地哭了起来。红五月在北京开过全国第一次青代大会，我又接着在盛夏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并听从组织调配转业从事电影工作。

天津作为国内先期解放并具有海运码头且比邻北平的大都市，因其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当，当时已成为大批文艺界、政商界、科技界精英从海路北上新政权中心的落脚点和中转站。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由阿英及其领导的天津文艺界负责接送，但刚刚成立的天津市党政机关，则是全力以赴地承担起迎接和护送这些精英的重任。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发布了“五一口号”，其中第五条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口号不但表达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政治心愿，同时也激发起成千上万海外侨胞回国建设祖国的政治热情。对于著名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和著名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而言，“五一口号”更是别具深意。这两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侨领，在中共的感召下，怀着报效祖国的心情，不惧反动势力阻挠，不顾年高体弱，很快便远涉重洋回国，不但参与了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而且随后还出席了开国大典。而他们二人回国的首站，恰恰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天津。(www.daowen.com)

1949年初，身处南洋的著名实业家、教育家陈嘉庚，收到毛泽东于1月20日写给他的亲笔信，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当年曾亲访延安如今心系祖国的陈嘉庚，接信后心潮澎湃，当即便给老朋友毛泽东复电：“革命大功将告成，曷胜兴奋，严寒过后，决回国敬贺。”

5月5日，陈嘉庚在摆脱了潜入南洋的国民党特务的威胁恐吓后，于新加坡毅然登上“加太基”号轮船，启程回国。途中，他曾在香港转船停留，并就新中国建立后的国计民生，向香港媒体陈述了自己的设想。5月28日，陈嘉庚在港换乘“振盛”号轮船继续北上。船行6日，6月3日陈嘉庚一行安全抵达解放区天津港。在受到天津党政机关的热情接待后，次日便乘车到达北平，受到了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儒的热烈欢迎。此后几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人先后接见了陈嘉庚。

中国近现代史上，司徒美堂是与陈嘉庚齐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他是美洲著名的洪门大佬，被尊为“爱国旗帜、华侨楷模”。抗战胜利后，他毅然抛弃自己坚持多年的中间路线，站到中共一边，写下了著名的《上毛主席致敬书》：

美堂奔走革命六十余年，深信民主政治必须实现，今南京蒋介石政权，专制横暴，倒行逆施，贪污腐化，卖国求荣，发动剿民内战，搜刮民间资财，人心向背，千夫所指，覆亡之日，必在不远。贵党与各民主党派所号召之新政治协商会议，以组织人民联合政府，美堂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唯一之方法，衷心表示拥护。当号召海外侨胞与洪门兄弟誓为后盾。

他将信函敬托中共华南分局代为转呈，并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召开，他接到电话即回国参加。

也正因此，在给陈嘉庚写信的同一天，毛泽东又给司徒美堂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邀请信，欢迎他回国参加新政协。身在大洋彼岸美国的司徒美堂，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后，全然不顾83岁高龄，毅然决定立即动身回国。8月13日，他乘机飞抵香港启德机场，又转乘海轮离港北上。六天之后，轮船平安抵达天津塘沽港。天津市人民政府交际处派专人到港口迎接，热情招待。翌日，司徒美堂一行坐火车到达北平。

1949年10月1日，陈嘉庚与司徒美堂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黄炎培先生是我国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1949年新政协成立前夕，他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成功避开国民党特务跟踪，于当年2月15日乘船离沪，19日抵达香港后，又于3月14日携夫人与盛丕华、盛康年父子及姚维钧、俞寰澄等，乘海轮离港北上。抵达天津港后，在天津市人民政府的精心安排下，再转乘火车，终于在3月25日抵达北平。1949年6月，黄炎培作为民建代表出席了新政协筹备会，并被推为负责草拟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小组副组长。

我国纺织机械学科学术带头人陈人哲教授，是1949年夏响应中共号召，首批从国外归来报效祖国的海外学子。1949年7月底，陈人哲等一批中国留英学生（也有少数留法的）共40余人，学成归国，他们坐英国轮船于8月底抵达香港。在与中共香港地下人员会面后，电告刚刚成立半年多的天津市人民政府，请他们届时派员接待。由于当时国民党军队还在垂死挣扎，常有军舰在海上拦截，因此香港太古轮船公司驶津的海轮为避国民党军舰的耳目，挂的是到韩国釜山的牌号。航行一周后，陈人哲等人于9月中旬抵津，由天津市人民政府接待，住进了市府招待所。数日后，在开国大典的前夕，他们中大约有20余人进入心仪已久的北京。

此外，据2009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副刊“大地”所刊《1948潜伏天津》一文披露：1948年11月，为配合天津解放，根据华北局城工部刘仁的指示，决定把华北局城工部北平学委原来领导的天津地下党组织（简称“北系”），与南方局学委系统领导的天津地下党（简称“南系”）合并，成立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简称“天津工委”），由五人组成，书记为黎智，委员有李之楠、魏克、沈尔琳、王文化，统归华北局城工部领导，以配合人民解放军夺取北平和天津。1948年8月，华北局城工部指示天津地下党交通站，接送香港、上海等地到根据地去的民主人士。从当年9月开始，到天津解放，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里，经天津地下党护送的著名人士比较集中的有三批，每批十多人，其中有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海内外知名人士，以及国民党起义将领等。这些人多数是来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如周建人、楚图南等。第一批十多人乘船到天津后，先安排到较好条件的旅馆里，然后再转到地下党可靠的关系人家里化装，再由交通员分批护送。第二批到天津时，形势已经很紧张，就不敢再去住旅馆，直接分散住到地下党员家或可靠的社会关系人士家，再很快被护送出去。第三批客人从香港乘船到达天津后，解放军已围城，地下党把客人安置在可靠的人士家里住下，解放军打下天津后，他们才被安全送走。

通过以上选摘的数个事例可以看出，在1949年新政协开幕和开国大典举行前夕，从海外乘船北上共襄盛举的大批精英名流中，有许多是在天津港登陆后转赴北平的。在这场载入史册的众星拱北盛事中，刚刚成立的天津市党政机关贡献甚大，新生的天津港码头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交通枢纽作用，它实际上是众多精英名流踏上新中国的第一块土地。

（倪斯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