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天津四大买办之一郑翼之的曾孙，我的太公郑翼之是郑观应的五弟，我的祖父郑宗荫是郑翼之的长子，继承了郑翼之的太古洋行买办一职，后来我祖父把太古洋行买办一职让给了我五叔公郑慈荫，我们家因此被称为“太古郑”。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是我的姻伯父，民革创建人之一余心清是我的亲舅舅。

2012年7月，我作为郑观应后代，应澳门特区郑观应研究会的邀请赴澳门特区、中山三乡、广州南海，参加了“纪念郑观应先生诞辰17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2郑观应周”。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先驱，爱国进步的思想家，成就卓越的实业家。他的巨著《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为安的良药，对清末的维新派和革命派具有启蒙的作用。郑观应和《盛世危言》对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我的二太公郑观应（1842—1922），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他一生建树主要是在工商领域。1859年冬，17岁的郑观应受宝顺洋行委派，随洋人乘船北上考察商务，第一次来到天津。太公这次来津时间不算短，过完春节才回到上海。广东人不了解北方气候，所带衣服又少，很是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他都忍了过来。通过这次考察，他得到洋人信任，返沪不久即得升迁，掌管丝楼兼轮船揽载事宜。

在航运界，他三进轮船招商局，实践其“以商立国”的商战理论，在治理我国这一最早、也是近代规模最大的航运企业过程中，表现出杰出的经营才能，并提出了发展中国航运业的战略主张，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

1881年，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设立普惠堂，邀徐润、郑观应等筹集官、商股银各6.5万两，创办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合买沽塘荒地四千顷，为开垦种植、畜牧等用”。光绪八年（1882），郑观应接受李鸿章之聘，出任当时几至不能维持的轮船招商局的帮办。一进轮船招商局，他即拟出“救弊大纲”十六条上呈李鸿章，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对外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自与二洋行交涉，签订了齐价合同。由于他的内外治理，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光绪九年（1883）十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

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郑观应蛰久思动，自请盛宣怀举荐，由李鸿章委任为开平煤矿粤局总办，负责购地建厂，填筑码头。光绪十八年（1892）李鸿章再度委任其为轮船招商局帮办，整顿经营不景气的招商局，二进轮船招商局，郑观应即与最大竞争对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签齐价合同。并拟出《整顿招商局十条》，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禀陈招商局情形并整顿条陈》十四条，内容涉及到开源节流及具体经营方略，如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的管理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年唐廷枢病故，郑观应投资的耕植公司由其后任张翼接办。因入股时未开据票证，郑观应的3000两股银后来成了无头账，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光绪十九年（1893），郑观应微服寻视长江各口，了解各分局利弊情形，调查怡和、太古在各地的经营情况，后又巡视汕头、厦门、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由于他的大力整顿，并且添置各处各种码头、机房，从而成效卓著、公积日多，使得该局利润一度高达前所未有之记录。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他由轮船招商局帮办改称为会同办理。李鸿章死后，继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改为官办，郑观应离开了招商局。(www.daowen.com)

坐落在今太原道东头海河旁的招商局天津分局仓库

宣统元年（1909），盛宣怀将轮船招商局由官办改为商办，郑观应三进招商局任董事，受命到北京农工商部、邮传部“催请注册”，然因政治背景复杂无功南返。转年6月，郑受命再次进京斡旋，招商局商办注册始获批准。盛宣怀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全权委托他整顿商办以后的轮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长江各口岸局务。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郑观应自川回沪。

郑观应三进招商局，实践了其商战思想，不仅表现出善于抓主要问题并加以解决的经营才干，形成了一套近代化的科学管理方法，而且从宏观层面对航运发展提出了有益的战略主张。这些战略思想描绘了中国近代航运业发展的蓝图，也体现了近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不仅给后人留下了可供借鉴的管理经验与思想借鉴，而且对中国近代航运业乃至经济发展，都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

民国以后，郑观应倾注主要精力办教育，并兼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1914年4月，郑观应受推举稽查各招商分局，是年夏北上，“行抵津门，咳喘并作，较前尤剧”，乃函致董事会告退，希望能给半薪养老。请求未获批准，仍复留任招商局董事。1921年4月，郑观应致函招商局董事会，请求辞职退休。一年后，我的二太公郑观应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

（郑灏口述，张绍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