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日租界刚划定，就有日本人从天津收购白银、铜元等私运回国。七七事变前的三年期间，日本在扩大军事占领的同时，还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掠夺，最为卑劣的手段就是在华北各地进行走私活动，天津因为有日租界存在而犹为猖獗。在日租界内，经营走私的日本洋行或公司触目皆是，从事走私买卖的不仅有日本和朝鲜的浪人、中国商贩，连日本大财阀系统的三菱、三井等洋行，也多参预其事。日本的大洋行整船运来货物公开走私，所运来之物，大多是税率大的，如麻丝、呢绒、麻丝织品、白糖等物。天津海河码头上，堆满了走私货物，其中有人造丝、布匹、白糖、火柴、卷烟、煤油、颜料、西药、车胎等等，品种繁多，无人敢于过问。在最猖獗的时候，从秦皇岛、留守营、昌黎以至天津塘沽等沿海各个口岸上，走私船舶成百上千，码头上堆积的货物，绝大多数是日本走私货品，关卡缉私工作几成虚设。大量的财货外流，使中国财政金融和工商经济损失惨重，大大加深了民族危机，也激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个人经营的贸易商和一般商业者中，从事当地特殊贸易的禁制品贸易业者占了大部分。”

1933年《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日本商人从事走私贸易特别盛行，使得天津的商业活动受到很大打击。例如，因砂糖走私，天津的砂糖商相继倒闭，1936年5月经由天津的走私量超过5万吨，为从日本正常进口数量的4倍。使得天津港正常的对日贸易额激减，海关收入减少。殷汝耕成立自治政府后，缉私任务更难以执行，致使“私运情事乃甚猖獗，走私之徒益觉有恃无恐，更加肆意猖狂。影响所及，市面货价，急剧跌落，正式进口商家，颇蒙不利”。到了1936年，“走私情形，猖獗异常，为害之烈，空前罕觏。所有糖品、人造丝、匹头、煤油以及其他高税物品，私运进口者，源源而来，充斥市阃，正当贸易备受摧残”，“在华北发生了中国人所说的‘走私狂潮’”。当时的大连是日本走私的重要根据地，天津则成为销售私货最大的中心市场。冀东地区走私贸易的猖獗，使得天津成为走私贸易的一个重要据点。走私商品除部分在当地销售外，大部分运至天津，因此在天津专营或兼营走私的所谓“贸易公司”“洋行”亦有二三百家。天津租界福岛街的奥田洋行甚至设置了武装走私者的指挥本部，即天津贸易协会。日租界内的大和、小松、福岛、蓬莱等街区空房均堆满私货。同时很多走私货又从天津运往全国各地，如赁长途汽车向察、绥、陕、甘销售，甚至远到包头、宣化、西安、平凉、重庆以及鲁、豫、皖、苏、浙各省，无不发现由天津运往之大批私货。另据天津、秦皇岛两海关的调查，1935年8月至1936年10月，向天津的走私逃税总额达3，460余万元，可见走私之猖獗。日本商工会议所经过详细调查后，向驻天津总领事和东京商工会议所建议，应采取措施保护日本商人。

由于大批私货经铁路运到天津，天津成了走私货物的大本营，而“在日租界内，走私日货堆积如山，有80多家商店转运私货，有200多家洋行将私货转运内地，并由日本人组成‘特殊贸易协会’，使走私公开化和合法化”，特别是“松岛街、蓬莱街、吉野街一带，有字号的（如千叶洋行、天龙组、清水组等）和无字号的走私组织达数十家之多。正如时人观察说：“当时日本侨民中从事吗啡和可卡因等禁品走私的不法之徒很多，特别是一些人表面上堂堂正正地打着药店的招牌，背后从事走私而发财，在租界也有获利甚多的无道德的伪绅士。”对此，也有一些日本人表示了不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如藤江真文就曾在《日华公论》上发表《马上实行消灭走私禁品者》等文章，呼吁租界当局进行管制。然而这并未能阻止走私的膨胀，“以大连为基地，以天津为中心的冀东走私贸易日趋泛滥成为有组织的活动。到1936年4月间，天津日租界内，经营偷税贩货的‘贸易公司’已达200多家”。天津的走私商也由几百户猛增到几千户之多。因此，“天津不仅是冀东走私的中心市场，而且是私货输入和转运的最大口岸”。(www.daowen.com)

从事走私贸易可以暴富，一桩买卖就可以轻松获得5000日元。如此高的暴利使商人趋之若鹜，大量私货不仅充斥天津市场，而且通过天津贩运至华北、西北及长江流域，日货垄断了全部市场，国货无人问津。走私贸易给中国的关税收入和民族工业造成严重打击，但“中国对此则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日本工厂的产品潮水般涌来，顿时将中国的工业冲垮”。这同时也损害了外国人的合法贸易，“合法经营的英美进口行和其他进口行，亦发现生意难以为继，中国商家成百上千地倒闭，然后被日本人和韩国人三钱不值两钱买去”，尤其是中国的纺织业更是深受打击，很多华人企业被日商所吞并，“天津地区的大型华资丝织厂和棉织厂无法与日货竞争，因后者只付了平常关税的1/4，于是只有破产关门，被日本人收购”。制革业由1930年的60余家，骤减至1937年的12家。可以说，“走私活动是日本人从经济上统治华北的更大计划的组成部分”，是日本“摧毁我们整个国民经济最毒辣的手段”。日本不法商人的走私活动，因为严重破坏和打击了正常的贸易，日本总领事馆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进行取缔：“邦人（日本人）的不正，即制造、走私麻药，公然走私……有损于日本的信用和名誉，特别是白天完全无视中国官员做坏事，必须断然取缔，命令宪兵严厉取缔。”然而“日本并无法律禁止将日货走私进中国”，且走私又与日本军部关系极深，“在这下流勾当中，真正挑大梁的是日本海军”，因此，其走私“是以日本军事威胁和不平等条约为背景，以分裂华北为目的，对中国实行的强迫的、公开的和不等价的掠夺”。它“增强了日本在华北乃至全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实现其分裂华北和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阴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之，日本人在租界肆无忌惮地从事走私、贩毒贸易，致使租界内乌烟瘴气，污秽不堪，被时人称为“走私、贩毒的大本营”。对中国危害之深，在各国租界中实以日租界为最，而天津日租界更因其为华北乱源，而危害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