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租界的设立，日本商品开始直接由日本商人输入，不久便获得飞速发展，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商品更是蜂拥而入，力压各国占据第一位。这是日本产业方面的显著进步，也是一般工商业者奋斗的结果。然而，日本商人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更进一步地对中国的国情以及居民嗜好性情、风俗习惯等等进行细微调查，扩大原来货物的销路”，因此“日本商人将来仍然具有发展的余地，有着极其有希望的前途”。（日本驻津总领馆汇编的各年份的天津贸易年报，对日本在天津的贸易有着详细的数据统计和情况分析，以下引文多出自这些年报）随着中国输往日本的棉花持续增加，日本贸易商社的数量也在增加。1892年至1902年的10年间，“日本商行的数量从4家增加到21家”。这一时期，“日本经营的货物主要是棉纱、棉布、海产物、杂货类的进口以及毛类、皮类、废骨类的出口等，继之是土木建筑业、运输业、玻璃、肥皂、汽水等制造业以及照相、绸缎、药材、台球等各种杂业。除了重要货物的进出口外，主要是应对在留日本人的相互需要”。“（庚子）事变后，很多无资本的投机商人因贪图所谓的一攫千金之暴利，欺瞒清国商人或者采取奸猾的手段偷偷办理进出口通关手续，致使我国人的信用坠落，造成营业困难。”1903年日本在天津的进口贸易总值中已占到30%，超过英国居首位。

天津对外直接开战后，进出口贸易获得空前进步，特别是日本的进口额加倍，“英国与香港合在一起也赶不上日本”。这是因为：“日本距天津与各个外国相比最近，向天津开始了定期航线以后，通商贸易变得便利，以及在甲午、庚子、日俄各次战役以后，日本人特别地用力于华北的贸易所致。”从历年天津进出口总额可以看出，出口日本的货物所占之比重在逐年增长。1908年天津对日出口所占比例还不到总出口的3%，到1912年已经增加到12%。二次革命时期，日本进口到天津的商品，2/3以上由日本人直接卖给华籍商人。这也就是说到了辛亥革命时期，天津对日贸易的主导权已由中国人转移到日本人手中。

在日本与天津的贸易当中，纺织品始终占有重要地位。早在甲午战争后，由于日本棉纱的产量大增，供给超过需求，便开始寻求海外销路。最初是向上海出口，但因没有打开销路，遂转向天津。可以说，“这就是日本棉纱向华北输入的开端”。日俄战争时，由于日本棉布价格大涨，致使日本向天津出口的棉纱大为减少，“1904年以来，日本洋标布输入减少，现在几乎在天津市场上被人们忘却”。不过，日本商人却是以天津日租界为基地，利用种种特权，对华北各地丰富的资源大肆掠夺，日本在天津经营棉花出口的洋行有30家左右，其中80%设在日租界，较大的有三井、三菱、东棉、三昌、冈崎、日信等洋行。自1911年以来，天津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对外输出棉花的重要口岸，其中绝大多数是运往日本，而且数量逐年上升。到1935年日本已经占到天津出口棉花总额的60%。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同天津的贸易也大为减少，法、德两国几乎没有一艘货船来贸易，甚至“一战期间天津的洋货进口贸易一直处于萎缩状态”。直到1920年以后，“天津洋货的进口值才逐渐恢复，并超过了战前的水平”。而日本却乘机巩固地盘，将大宗斜纹布、标布及棉纱输入天津，倾销华北市场，其数量超过了任何国家。日本向天津进口的染料在1917年占到天津进口染料的一半，天津进口的化学用品、电料、纸张也几乎都是日货。从贸易额上来看，1916年日本的进口贸易，占天津进出口贸易额的20%，1917年达到了67.26%，英国却只有3.43%。正如1917年的海关贸易报告所言：“其中以日本贸易占大半。进口货仍为本埠畅销，故时甫开河，货物之输入，颇形蓬勃。……布匹来源，几全由日本。日本布匹，不第能维持昂价，且较前数年，大有蒸蒸日上之势。”1919年日本所占比重达到65.62%，远远超过英国，占据第一位。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天津的外商中占有最优势地位的是日、英、德三国，到战后则是日、英、美三国竞争，而日本的势力最大，在1917—1919年的天津进出口总额中占到60%以上，超过英国。这一时期，从日本输入天津的主要商品则是布匹、棉纱、砂糖、纸张、烟草、木材等，而由天津港出口日本的商品主要是榨油用种籽、牛骨、花生、豆饼、棉花、羊毛、猪毛等农产品及工业原料，后逐渐发展成为“两白、两黑”即棉盐、煤铁。

天津和各国直接贸易额比较（单位：海关两）

资料来源：天津商会周报第255号附录《天津概观》，1921年，第9页。(www.daowen.com)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在天津进出口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居各国之首。1921年日本所占的比重为40.82%，1933—1935年间降为28.2%。进口比重1928年为43.3%，1930年为45.1%，1936年日本及其属地所占的比重为39.43%。出口比重在1928年为35.6%，1931年达到38.2%，1936年日本及其属地合计所占的比重为28.21%。除了出口比重不及美国外，在进口和进出口总值中均居首位。1932年天津的对外贸易总和为167，425，000海关两，约占全国对外贸易的10.76%，约为上海的1/5～1/4，为青岛的2倍，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贸易港。日本在天津对外贸易中，其进口贸易约占40%，出口贸易也约占40%。不过1929年因受排日运动的冲击，曾激减至25.2%。根据统计，1936年日本与天津的贸易额比20世纪初年增长了82倍。这一时期，日本占进出口贸易额比重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英、美、德等国拼命追赶，特别是美国发展成为唯一能同日本竞争天津对外贸易控制权的国家。1933—1935年美国占天津进口比重26.78%，接近日本的28.2%。二是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加速对中国进行侵略，特别是强占山东半岛，制造济南惨案，发动九一八事变等，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日情绪，多次举行反日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第三则是一战后的几次世界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年始于美国的世界经济萧条，更是严重打击了日本的经济，致使日本的对外贸易深受重创。这一时期，从日本进口天津的主要商品为棉丝、棉布类、砂糖类、印刷用纸及新闻用纸、麦粉、自行车及零部件、橡胶轮胎、化学制品及药品等，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铁制品等商品明显增多，而天津出口日本的主要商品还是棉花、鸡蛋、亚麻、骨粉、兽皮、麸子、山羊毛等初级产品。

从上述几个时期天津对日贸易的变化可以看出，天津从日本进口的主要商品是棉布、砂糖、纸张、木材等工业制成品，特别是进入30年代，棉纺织品、铁制品等工业品有了显著增加，而天津出口日本的商品则主要是棉花、棉籽、骨粉、花生等初级农产品，因此除了个别年份外，天津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非常严重，不但使外商获得了巨额利润，还严重冲击了中国的民族工业。

1909—1936年天津对日贸易额（单位：海关两）

续表

资料来源：1909—1913年的数据来自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编《天津贸易概览》；1922年的数据来自于外务省通商局编《在天津总领事馆管辖区域内事情》，1924年3月；其余来自于姚洪卓主编《近代天津对外贸易（1861—1948）》附录，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