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华北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也是外商麇集之地，经济影响远超华北一区。1860年开埠前，天津是以集市为主的商业城市，开埠后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对外贸易的兴起，带动了近代工商业的崛起，其腹地扩大到华北、内蒙古、甘肃等地。对外贸易是天津经济发展的关键，正如天津日本总领事馆汇编的《1904年天津贸易年报》所说：“北清地方的商业习惯是，天津是唯一的货物集散地，在冬季白河结冰之前，进口封河期间消费的货物，封河期间预定春季开河进口的货物买卖。”到了辛亥革命前后，天津已经成为华北最大的近代工业基地。正是由于商业的繁盛，天津吸引了各国洋行齐聚于此。这些洋行以天津为中心扩大市场、掠夺资源，使天津成为华北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到1937年，年贸易额大约2亿元，约占全国贸易额的12%，位居全国第二位。

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天津成为华北平原与西北地区货物的主要集散中心，其辐射范围覆盖黄河左岸以北的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甘肃、陕西六省及蒙古、新疆等九个区域，经济腹地面积约200余万平方英里，人口约六千七百万人。在这些区域消费的货物，要从海外各国输入，同时还要输出陕西、甘肃、山西、直隶地区的土产。铁路运输便利也是其中之一，京奉铁路与津浦铁路都经过天津，天津具有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经济地位，开埠后必然会吸引外商前来淘金。到天津淘金去，恐怕也是不少外国人的理想，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日本人。那么，日本资本主义依靠地理上靠近中国和拥有较多的专管租界，取得了比欧洲列强更为有利的条件，登上了开拓中国市场的新旅程。日租界的设立和中日贸易的发展又为他们提供了条件，很多日商络绎不绝地前来天津，其中既有大公司会社，也有从事小商业和贸易者，还有所谓的“一攫千金者”。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天津被迫开埠通商，其后贸易迅速发展，很快成为北方首屈一指的对外贸易通商口岸。天津的对外贸易，最初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并不大。1873年，天津的直接进出口贸易货值只占全国直接进出口货值的1.83%，位居第八位，1893年升至3.63%，位居第五位。开埠之初，天津的进口洋货，第一位是鸦片，其次是纺织品。19世纪80年代以后，鸦片的进口量逐年下降，纺织品占据进口商品之首位，1892年占天津直接进口值的2/3，成为支柱商品。这一时期糖也成为主要的进口商品。出口商品主要是豆类、猪鬃、皮张、驼毛、羊毛、杏仁、枣类、鹿茸、药材、草帽辫等。1885年的《津海关贸易报告》说：“天津之洋货贸易今时殆皆操于华商之手，其货则取给于上海之大销场。”进入20世纪以后，品种增加到五十多种，但仍以消费品为主。

1900年庚子事变后，天津对外贸易迅速增加。据天津日本总领事馆汇编的《1902年天津贸易年报》称：“天津港自事变以来得到了极大发展。国内外的实业家都在进行工商业及其它各种新事业，各类生意频繁出现。在进出口贸易的数额上，还无法轻易举证。但是事变以来我国官民和诸外国官民的关系日益密切，在很多有势力的清国官民之中理解了诸外国的趣味，对外国商品的需求也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特别是近来帝室的铁路旅行，打破了旧有的陋习，引起了当地铁路热逐渐兴起的趋势。在内部，白河改竣工程逐渐推进，俄、奥、比、意等各国租界及总督府开发的河北新区计划，以及日、英、德、法已有租界的扩张等，都促进了天津港将来的繁荣。在外，河南、山西的铁路频繁铺设，以天津为唯一门户的北清诸省、蒙古、伊犁等的开启，马上反过来促进了天津的发展，不难推测天津港将来的进步。”

到了1904年，天津港的直接贸易就已经超过了间接贸易，正如天津日本总领事馆汇编的《1905年天津贸易年报》所说：“以前本港输入的外国商品大都经过上海，从去年开始终于确立了从外国直接输入之途径，可以称之为本港贸易上的一大进步。当年外国商品的输入额为60，429，000余两，其中外国直接输入为31，463，000两，经由上海及其他清国各港的货物为28，966，000两。”到了1906年，天津港的对外贸易又突破了1亿海关两，高达11，286.5万海关两。因此可以说，“天津的贸易近来获得长足发展，进出口很高，仅次于上海。以前外国商品大都以上海为中转站，即经上海商人之手专卖运到天津。从去年开始，从欧洲和美国过来的各种货物直接运入当地的逐渐增多”。(www.daowen.com)

日本在《1906年的天津贸易年报》中对此也颇为得意：“外国商品的输入中，有直接来自外国的和来自清国其他港口的两种，前者主要是指香港和日本，后者主要是指上海。本年属于前者的贸易额为4，000万两，和1904年的1，600万两及1905年的3，100万两相比，都有显著增加。两年前不过是全部输入的4/9，翌年就超过一半，到了今年直接输入已经占到了8/13。与此相反，来自上海的输入逐渐不振，本年度和去年相比，实际减少了四百万两，如此对上海的商业带来了不小打击，同时从在本港直接输入贸易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日本立场来看，是一个值得高兴的趋势。”

1905年、1906年天津的对外贸易额之所以出现超过一亿两的规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日俄战争。正如日本天津总领事馆汇编的《1907年天津贸易年报》所说：“天津的贸易额都超过了1亿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主要是因为日俄战争后特别情况，呈现出了一时的膨胀而已。”该报告还看到未来天津对外贸易所面临的危机，报告如此写道：“原来基础薄弱之商人，一旦遭遇银价变动及农作物歉收及其他一般财界之悲剧，马上就会陷入困境。进入（明治）四十一年（1908）以来，市面颓败不振，向清国商人赊销货款累积巨万，但毫无收回之途，外商的地位也颇为危险，由于不能置之不理，今春以来起诉强求支付，或向商会提议，寻求市面救济之策。现在领事团也不断向清国官宪交涉，要求采取善后之策。赊销货款没有收获的金额实际上达到3000万两之巨，其中德国商人最多，像卡罗茨这样的大公司，从市场独占主义出发，竞相实行延长交易所致。即现在市场出现这种情况，乃是外商滥用信誉之结果，致使自己陷入困境。总之对本市场来说，如此多的债务，不管如何处理，都可能引起大恐慌，因此当局非常苦恼。在此情况下，如果内地的景况再不好，今年（四十一年度）的贸易额与去年相继将显著减少。据有经验的人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仅海关收入就将减少100万两。而且今后两三年内也无法脱离这种不振的状况。”当然，后来并没有出现日本所担心的严重局面，1909年的天津贸易，总体仍旧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输出入商品总价额为一亿200万两，和去年的8200万两相比，增加了2000万两即二成五。

20世纪10年代以后，天津占全国对外贸易的比重日益增加。1911年，对外国直接贸易额占进口总额的12%，占出口总额的16%。天津在贸易的规模和重要性上已仅次于上海了。这一时期，进口商品主要是棉纺织品、煤油、糖、五金等商品，出口商品主要是各种兽毛、皮货、猪鬃、药材、豆类、酒、枣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成为日本意想不到的“发展之机”。欧美各国无暇东顾，日本开始乘机大肆向中国倾销商品，占据对华贸易的重要地位，并一跃成为天津对外贸易额的第一位。1917年天津对日的贸易额超过8000万两，约占天津对外贸易额的35%。20年代发展更快，1921年为22，477.9万海关两，到1931年增至35，022.9万海关两。1931年比1912年相比增长了2.42倍。这一时期，天津进口的主要是棉织品、棉布类、糖精、面粉、棉花、木材、印刷用纸等；出口商品则变为棉花、生熟皮货、驼毛、羊毛、豆类、蛋品等，棉花成为占据首位的大宗商品。

30年代以后，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到来，各国贸易都受到严重打击，天津亦不例外，1936年仅为1931年的45%。加之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失去了东北市场，华北政局动荡不安，人心恐慌，各种商业活动裹足不前，特别是日本在华北大肆进行走私贸易，1933年走私贸易额为法币2500万元，1935年达到法币3609万元，使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与1931年相比，1933年下降24.08%，1935年下降31.15%。这一时期进口的商品仍旧以大米、面粉、棉花、煤油、糖等为主，但钢材、木材、电气、机械等生产原料商品不断增长。出口的商品中棉花仍旧占据首位，其他依次是羊毛、蛋制品、皮革皮货、猪鬃、地毯、草帽辫等。总的来说，天津的进口商品集中在棉纺织品、棉花、煤油、糖等消费品和部分机械制品，出口商品则主要是各种皮货、兽毛、猪鬃、草帽辫、药材等农副土特产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出现机制产品，其出口贸易格局也变为以农副土特产品为主、兼有机制产品为辅的出口商品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