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30年代华北地区的走私问题，当年的杂志多有记载，现在将部分杂志刊登的文章存录于此，以供相关研究者利用。

时昭瀛、夏国盛曾在1936年第15卷第1期的《时事月刊》发表《华北走私问题》一文，对走私问题论述颇深，文中写道：

我到天津时，听见两件事足以证明河北沿海岸走私范围之大，已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我问一位从北戴河回天津的商人关于走私的情形。他回答我说：“我并没有看见走私，只看见三十八只大小不一、种类不齐的船舶，停淀在海湾，卸货到许多舢板上。海滩上忙碌的情形，不亚于进口最多时的天津紫竹林，你不能讲那是走私，那简直是自由贸易。那里不仅成了自由港，还是现代的自由海岸。”第二件事也是同样的离奇。我问一位从事走私交易的俄国人，究竟他所运进的货有无相当的限制。他回答说：“毫无限制。除了一只笨重的象以外，我可以运进任何你所要的东西。”主要的走私地点是秦皇岛、北戴河、南大寺及留守营附近，海滨埠头有小船和上千吨的大船停泊着，将私货由船上卸到舢板上，由舢板载到岸边，在武装朝鲜人监督下，再由中国苦力把那违法的货物公开堆在海滩上。每一堆货物都插着一面白旗，旗上标明日本转运公司的牌号。走私初起时，朝鲜浪人们以货充行李，放在开往天津的早班客车上运输——这班车后来称为“私贩车”。现在早已不必再用行李来遮盖货物了。而今这些货物已经蔓延到国内各地，成为举国瞩目的大问题。

方秋苇则在1936年第4卷第10期《新中华》发表《华北走私问题之透视》一文，详述有关走私问题，他写道：

自从日本占领东北四省以后，长城各口即秦皇岛沿近口岸，便成了走私的中心地带。那时候，有许多日本浪人用种种巧妙方法，偷运人造丝、毛织品等项所谓“奢侈品”，他们运货品的轮船驶进口岸时，为防止海关缉私船之查觉，不惜将货物抛入海中，然后再雇用民夫民船，自海面捞出，秘密运往天津。不过当时偷运者尚有所顾忌，不似现在之明目张胆罢了。有的从大连随身携带藤丝一两包、呢绒一两匹，运往天津，每一次往返获利数十元以至百元不等，都是小规模的偷运。到了民国二十三年春，始有大规模的走私事实出现。走私者雇用民船载货，并携带军火枪械，公然抗拒海关查缉。当年五月秦皇岛方面，曾发生缉私官员被袭击的事件，嗣后走私之风益无法查缉，渐成公开的秘密。更有布商自日本运进布匹呢绒破成零块，以避重税，这实给予了日本浪人一个口实，直到二十四年春季，偷运货商如风起云涌，在天津日租界纳税专营此业者，竟有六十七家之多。海关查缉员的武装被日本宪兵于去年夏季解除了，此后只是赤手空拳，眼睁睁地看着走私船的来去。私货到了口岸，近的用大汽车装运，远的用武力威胁铁路代运，不独不给运费，甚至日鲜浪人乘坐客车，也不购买车票，路局畏其强暴，为避免纠纷，也只得不去干涉。在这种情况之下，走私的活跃真是空前未有的了。天津私货由东总两站转运各地，北宁路协助津海关缉私以后，拒绝代运，藉防漏税，海关并于东总两站各派关员四人，办理验货盖戳一切事项，惟天津日领向北宁路提出口头抗议，同时日本宪兵亦到东总两站保护侨民。结果造成海关人员在车站监视私货，查验私货，而日本宪兵则在车站监视关员，放行私货。走私的影响则是关税的减少，对于我国产业的影响也很重大，致使华商所营之糖，无人问津，因之糖业受累不堪。总之，走私的目的，不达到中国产业整个破产是不会停止的。据《密勒士评论报》的记载：日本的目的除开经济的意味外，尚含有很深的政治意味。日人对于华北走私，使中国当局限于无法缉私的状态时，意欲迫使中国另委一日人充任海关总税务司，以代现在的英人梅乐和氏，同时并将关税条例加以修改，目的在便利大阪的制造商人，以取得在华市场的优越地位。我想，《密勒士评论报》的观察，是说日本以夺取中国海关监督权为目的，当然中国政府不能这样去做。事实上，日本是要在彻底破坏华北海关行政以后，而假手另一种力量，使津秦两关独立起来，那才算是达到最初的愿望呢！

蛰宁在第2卷第3期《文化建设》月刊（1935年12月10日）发表文章《平津纪行》，也专门谈到天津的走私问题，他在文中写道：

当日午后，我因到总站交涉车票，才看到大批的走私的货物堆集在站台上。但不幸得很，我并没有看见包庇走私的人物在那里演文明的武剧，因为那时走私虽则早已严重，但扣留货物之类的事还不敢有！

谈到走私，我可以说说我所听到的了：走私本来是早已有之的事，最大的原因就是冀东政府的成立，因为中国政府对许多轻工业产品如人造丝、卷烟纸、糖等货物的入口税率是很高的，例如人造丝，就有百分之五六十左右，而这些东西又是日方输入货品的大宗。冀东政府为迎合主人的心理起见，便极力擅自减低税率（与国定税率相差由五六倍至十倍）。故自去年秋冬以后，沿北宁路各海口，私货都喷涌而来，上岸后，大都用骡车输送到附近的车站，更运销内地。一时铁路上损失极大，因为这些朝鲜私贩向来是不打货票的，铁路员司又不敢不运，遂致屡起争端。本来按中国法律，运货非有海关报单不可，私货既未经海关，自无合法手续可言，北宁路为减少损失计，最近才向日方通融免除呈验海关报单的手续，只要按铁路定章，购买货票便可。于是所谓走私者，只要一上火车，马上等于“走公”。一般人近来时时疑惑为什么铁路当局竟公然允许他们走私，殊不知这里面已竟演过许多出悲剧了也。及至近来因为走私数目过大，几乎达正式关税的三分之一，不特中国财政大受影响，即外债赔偿也有岌岌之势，这才亡羊补牢地缉起私来。实在说，当浪人去冬在沿海走私时，海关就该立时制止，也或可不致星火燎原。无如彼时海关巡船，都望而却步，弄得后来沿海渔船，甚至放弃了原有职业，纷纷干起这行有赚无赔的生意来，南至烟台，北至大连，几于私货舳舰相接，试问这时再来制止，岂非已经养痈贻患了呢？日鲜人既与铁路有默契于先，此时又要扣留他的货物，于是便又恢复了先前不买票硬上车的办法，天津车站遂无一日不演武剧，不起纠纷，后来以至连客车座位都被私货占据，也毫无办法。请问中国人谁作兴在国家没有保障的时候作无谓的牺牲呢？路员视这种不轨行为如无睹也就莫怪了。

据《申报》六月七日发表的统计数字，自上年八月至本年五月底的私货价值及税收损失有如下列：(www.daowen.com)

这种庞大惊人的数字，几乎连我们自己都有些不相信似的。那么南至长江流域，北至陕甘高原，市场上都被私货所充斥，又还有什么稀奇呢？

国府近日已经颁布了种种缉私惩罚条例，并已成立缉私总处，自然我们希望以后这种亡国现象逐渐消灭，但以目前形势而论，恐收效也极困难，何则？一、走私有后台老板，在整个问题未解决之先，这枝节问题，根本说不到办法；二、利大本轻，愍不畏法的奸商，即使你扣留他的货物一两次，在他也还不致折本，何况还有全武行的外人给保镖，所谓扣留者，也不过时间问题呢！（如近日该国浪人在济南抢夺所扣私货殴伤车站职员等事，已成极普遍现象，为此之故，缉私总处也只好承认华北情形特殊，暂缓设立分处了）三、私货成本既小，在市场上自然易于销售，于是没良心的商店纷纷买进私货，而卖主也没人顾及“私”与“公”的问题，但能省钱便好，私货既有大量的销路，焉能不源源而至呢？即如六月十日各报所载北平私货贩卖情形，已可见其概况，今抄之如下：

“平市近日市面私货充斥，以人造丝织品（即蔴葛）、白糖、磁器等为最多，摊商遍设九城各处，其价值较前私货未到平时（三月间）贱达一倍左右。即以白糖而论，每斤仅售一角（以先售二角余），街上发现许多小贩，将白糖熬成块，售一枚三块或四块，较前贱一二倍，由此可见。据调查，此项私货系由天津运抵，北平者，其方式系由XXX汽车及北宁路火车，以运送XX品名义运来，推销者多为浪人及无业游民，奔走接洽，初仅为各小摊商承销，其后各大商号因受其影响，亦多采用，同时运平之私货，亦因之增加。……又通县亦为私货集中地区，距平仅四十里，亦有采用汽车以运输XXX品名义转运来平者，为数极伙。唯私货到平详数，迄无法调查云。”（北平《新北平报》）《世界日报》《大公报》有类似记载。

我们试看这种由摊贩以至大商店的私货贩卖扩大趋势，岂非方兴未艾乎？然则区区一纸功令，有何实效？华北的人民，想来最近非闹到不买私货便无物可买不止耳！吁嗟乎！

张天为在1936年第33卷第12号《东方杂志》也发表文章《最近华北走私状况》，其中谈到天津的走私情况：

天津方面，由山海关铁道私运者，势颇浩大。专营私运之浪人，公然组织堂堂队伍，以二百人为一队，队之前后并加二十名骑队，以为监护。直接担任缉私之税关人员，怯其威势，不敢拘捕。此等走私者，即多为从前偷运白银出口之浪人。走私货品，多为人造丝、砂糖、毛织物、丝织品、精制纱布、卷烟纸、酒精、橡皮鞋、车胎、海产物、味之素以及其他各种杂货。山海关东临一小驿之万家屯，去年六月以来，暂时囤积之货物，约逾平时数十百倍。人造丝一项，自去年六月至十月十五日之四个半月间之走私推定数量，约有二万一千四百余箱。是项走私品卖价较天津正当进口之市价，每百磅贱卖五十元乃至八十元，正当进口商全部货物，无从贩卖，其所受之损失可知。天津之走私货物，月有四百万元左右。

（万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