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业和漕运是古代天津城市的两大经济支柱，海河航道与盐业息息相关，更与漕粮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自金至明，漕粮运输一直是关系着首都生计的重要问题，清代依然如此。康熙帝继位不久，便把漕运列为影响国家安危的三件大事之一，他说：“漕运有误，关系非轻”。天津一直是漕粮的转运中心，清代的漕运沿袭明制，采用河运。河运主要是通过运河（里河运粮），漕船不经过海河主干道。道光初年，安徽巡抚陶澍建议漕粮改走海路，实行官督商运，被清廷采纳。道光六年（1826）清廷委任陶澍为江苏巡抚，主持漕粮的海运工作，并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在天津设立验收局。同时雇用民间沙船一千艘，载运漕粮一百五十六万石，在海上航行十余日后抵达天津，从而解决了运河淤塞带来的困难。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近代交通的发达，自同治十一年（1872）起，漕粮改由轮船海运。无论是民间沙船还是轮船，一般都要驶入海河，再在天津卸船，海河航道的作用也愈加显现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往返于辽东的海运业。清初虽然实行海禁，但对天津海船驶往辽东特别予以照准，这主要是因为天津人稠地薄，而辽东粮豆充盈。康熙初年，朝廷接受了塘沽海上官纲户郑世泰的建议，由官府发给龙票，准许他“用海舟贩运奉天米谷，以济津门”。后来，当地郑尔瑞、蒋应科、孟宗孔等数家养海船的大户，也因此而专门从事奉天海运。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取消，天津至辽东运粮的海船日渐增多。至乾隆初年，粮禁亦开放，米谷可任意流通，天津的运粮海船顿增至三百余艘，运量也由七千余担增至二万余石。嘉道年间，天津的运粮船更增至六百余艘，每年往返于辽东四五次或五六次不等，运量则猛增至一百万石以上，沿海贫民以搬运粮食为生的不下数万人。

随着海运和海河航运的发达，天津养海船的大户日渐增多。海河沿线，如东大沽的乔岱，有海船十九艘，每年可往返辽东五六次，半年即获银三万两。土城刘家、大口村韩家也都拥有海船多艘，专事辽东贩粮，成为当时天津著名的富户。除贩粮外，天津还有往来于沿海其他城市进行商业航运的船只，他们的海船经常往来于东北大连、营口、沙河子（丹东）和南方江浙一带，把天津地区的稻谷、蔬菜等货物运到东北和南方，再把东北的大豆、高粱、木材以及南方的土特产运回。人们将天津东南部海河中下游一带的人称为“海下人”，当时的“海下”漕运对南北的物资流通起到很大的作用，至今营口、丹东和江浙一些地方，仍有不少海下籍人氏，他们大多是当年随大海船在彼处扎根落户的船工后代。

在“海下”，只要冬天一到，在海河封冰之前都要收船，趁这冬闲之际，正好是艌船的好时机。小船底平且轻，一般都拉到河滩上，把船反扣过来修缮，而大海船是尖底且笨重，必须到船坞里去做。船坞一般是在养船家的码头，设在海河岸边，开一短渠使船坞与海河相连，趁河水涨潮时将海船经渠行至船坞，落潮时再把船坞之水泄出，并在下次来潮之前在紧挨海河一端打埝，再把船坞的余水用提水工具弄干，再将船垫高架稳方可，艌船，必须备好扒锔、油灰、麻刀和艌船的工具，凡船板稍有糟朽，必剔除换上新板。待来年开春出海时，再将短渠土埝挖开，等潮涨时放海河水入船坞，海船便可驶入海河。(www.daowen.com)

咸水沽西头的周家便是“养大船”之家，以生命之重，冒风涛之险，在渤海中作航运为生。周汝昌的侄子周贵鳞先生说，周家就是养船发家的，先人早先给镇上东头大户韩家船上做事，后来挣得自己有了船，发了家，逐渐成为镇上的名门望族。周家拥有三艘海船，老海河（后被裁弯取直）边也有了周家的专用码头装卸货物，叫“同和码头”。北面有周家的店铺：同和、同源、同达等米栈、酱园等，到周汝昌小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同立”字号的小木匠铺。

咸水沽四大养船家的船名别有风趣，如郑家的船叫“大摆渡”“铁锤”；徐家的船叫“东洋鬼”“大酒楼”；周家的船叫“五百担”“登悠”“双梯子”；田家的船叫“醋坛子”“醋篓子”，还有叫“烟牛”“二篮子”“楠木底”等。养船人家的庭院里都立有高杆风向标，高杆上绑一个用红布扎成的扫帚，并挂一盏红灯，挑一面红布镶蓝边儿的小旗，以观风向。这是养船人家的风景。

（章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