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南下的陆路交通常被战事中断，海路成为人们旅行路线的首选，乘天津丸的旅客中，不乏一些名人。

1929年5月23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听说日本船有一只名‘天津丸’的，是从天津直航上海，并不绕来绕去，但不知在我赴沪的时候，能否相值耳。”（鲁迅《两地书》）

对于天津丸，鲁迅是只闻其名，并未搭乘。而朱自清则不仅搭乘过，还在船上写过文章。朱自清于1930年7月10日创作的散文《南行通信（一）》，虽然文中并未述及旅途感受，但落款明确写为“七月十日，天津丸中”。

沈从文与吴宓曾同乘天津丸赴上海。《沈从文年谱》和《吴宓日记》中均有记载，而且较为详细，对于了解此船的航程颇具参考价值。1928年7月29日下午6点半，沈从文与吴宓、林宰平等人在天津塘沽一同登船，并夜宿于船上。30日下午1时，客轮起航。当晚，沈、吴二人促膝长谈，至11点方才就寝。31日半夜，船在青岛港外停泊。8月1日下午4时，船驶离青岛港，再次起航。8月2日晚11时，驶达上海吴淞口外停泊。8月3日早7点，船停泊于杨树浦黄埔码头。(www.daowen.com)

此外，天津丸因设备齐全、旅行舒适，还受到军政要员的青睐。也正因此，天津丸的名字常能和很多达官显贵一起见诸报端。如：1928年7月12日，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由上海经天津到北京，乘坐的就是天津丸。1930年5月29日，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乘天津丸由上海赴青岛。1931年6月6日，王宠惠由上海至大连，乘坐的也是天津丸。

1929年2月，蒋介石与桂系军阀矛盾激化，战争一触即发，蒋介石派人策动廖磊叛离白崇禧，并派出特务企图暗杀白崇禧，幸廖磊向白崇禧告密，3月9日，白崇禧逃离北京。17日，白崇禧即乘天津丸由天津赴大连，后又转道香港，才回到广西。1929年3月24日《大公报》报道：“白崇禧突以十八日入港之天津丸，用假名自天津来大连，在某处一宿。”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当时形势的危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