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上海指南》（林震编纂，商务印书馆1930年）记有天津丸的票价。书中卷四“上海至华北、华南各埠船价表”明确写道：“天津丸由上海至青岛，头等35元，三等10元，往返票回程照码八折，往返票有效期90天；由上海至大连，头等50元，三等15元，往返票回程照码八折，往返票有效期90天。”

1930年10月30日的《大公报》刊载了署名“落漠”撰写的随笔《从海甸到泰安》，记述了一名普通大学生由北京海淀到山东泰安的见闻。其中，对于天津丸的购票与退票有颇为详尽的记述。

当时，最便捷的路线是先由北京至天津，再乘火车沿津浦铁路直抵泰安。但“当我接到（泰安）三中校长的电报时，适晋军退出北京的时候。那时津浦路的交通，当然用不了说阻隔。于是我就打算绕着海路由天津坐轮船到青岛，然后坐胶济路转济浦车来泰安”。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初，因军阀混战，铁路时常中断，而海路则相对畅通。

1930年的《大公报》能够佐证文中的说法。在当年的“交通一览”的广告栏中，对于津浦路多写“目前，开行时刻不定，难以调查”，而在航运线路中常能看到中国旅行社报道的天津丸去往青岛和上海的班次及日期。(www.daowen.com)

署名“落漠”的作者也是“从中国旅行社打听到日本轮天津丸在10月4日开往青岛”，于是，他从北京提前来到天津。“因为海上连日有大风，天津丸说在4号开行，也就缓至5日才开。”虽然较早上船，但仍有意想不到之事。“竟料不到两个倭寇的水手把我们所占有的两个舱位折剩一个，我看了真有点不过眼，就质问他们是否要使我们没地方睡觉。他们的回答是：‘乘客太拥挤，实在没法子。’末了，还说什么要睡舒服，去买头等舱票。”此外，“倭寇在船舱里特别辟了一个地方给他们本国人睡觉。同是用15块钱去买一张舱票，竟那么分着阶级，我真是感到无限的刺激！”对于作者这样的大学生来说，“我们用15块钱去买一张船票，也可说贵”，竟还在船上这般受气。实在忍无可忍，作者决定退票。“最冤的我们用着15块钱去买票，退票时竟给倭寇七五折押出来，仅剩十一元二角五分，这真令人恨极！”

署名“念菲”的作者，在1932年6月16日《大公报》上发表《离了北平》，其所述旅行路线与上文基本相同，也是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再转乘轮船至青岛。可见在当年，这条线路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南下的首选。二位作者有着颇为相同的经历。文中写道：“天津丸，说是晚间七点才许上船的，但是我七点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挤得不堪了。三等舱的铺位不是一个一个的，是一片一片的，一共有三排。有一排还在空着，据说是为外国人所预备的。这边虽然挤得连立足之地都没有，而那面的空位却让我们看着，虽然同是一样的出15元。所谓外国人也者，自然还是以日本人为大多数。”

王雨亭在其所著《东北印象记》（1933年）中也有类似的感叹：“我们出钱乘船本来有应享的权利，可是在沿中国海岸串走的日本船上就有显然不同的待遇，如：天津丸、奉天丸、长沙丸、福建丸等，同是三等舱位，却分为日本人位与中国人位。他们何等卫生！何等舒服！而我们则局促污秽，简直等于牲畜！”可见，此等情形还不只在天津丸上出现，在日籍客轮上已是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