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在北京东南二百四十里。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五省舟车，南运数百万之漕，悉道经于此。舟楫之所式临，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人民所杂处……实水陆之通衢，为畿辅之门户……虽大都会莫能过焉。”清代天津的政治与商业地位大抵如此，为裕国币并资地方官衙办公之用，在津设官榷税势所必然。“天津一口，向有户、工、海三关，户关归津海关监督管理，征收各项货税，工关归通永道管理，专收木税及船料……海关归天津道管理，专收航海民船米粮及数种杂货。”所谓户关即钞关，原设河西务，康熙以前专差户部司员掌管。康熙元年（1662）移驻天津，关差归并直隶总督管理。雍正十二年（1734）交巡视长芦盐政御史兼管。咸丰十年（1860）裁盐政缺，改设三口通商大臣，兼管天津关务。同治九年（1870）裁三口通商大臣缺，改设津海关道，监督新、钞两关。

根据《北京条约》的规定，天津于1860年开埠通商，并于次年设立津海新关，并由洋税务司经理，关址先在城内梁家园，翌年迁往城东南紫竹林租界之河岸，按协定税则（约为值百抽五）抽征“西洋火轮、夹板各船货税，尽收尽解无定额”。津海新关亦由海关道监管，为区别计，钞关始称常关。庚子事变以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其中规定“所有常关各进款，在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新关管理”，更以常税作为赔款之担保，并依约改归税务司代征。此常关即是向来经征水陆出入货税之钞关，位于北门外河北浮桥侧畔。(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