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版宋蕴璞《天津志略》载：

河北五河水上公安局，即南运河、北运河、大清河、子牙河及海河上之公安局。总局设于天津黄纬路。其组织为局长一人，第一、第二科长各一人，科员数人。凡二处：一为督察处，设督察长一人，督察员数人；二为书记处，设书记长一人，书记数人。分局二：一在文安，一在苏桥，各设局长一人，书记长一人，书记数人。分驻所凡七处：处设所长一人，书记一员，分驻于大红桥，金钢桥，杨柳青，独流，子牙镇，石、史各庄七处。每所有巡船二三只不等，每船设船长一人，警长一人，警士九人，夫役一人。其工作专维持水上之治安，商旅行船，无不利赖之。

河北省五河水上公安局设在黄纬路李纯公馆一带，是水上警察行政机关，其前身是直隶水上警察局。1917年，据该局局长为梁彩亭，该局由左队、中队、右队“分布各要隘驻扎，巡防河道，以维公安”。其中，中队有巡船10艘，第七号船驻防金钢桥，并设夜巡巡长和水警二人。各段巡逻时，路线明确，“至交界地会逻时，须互盖戳记，以备考查”。该局在夏季汛期，负责调查各河水势，并发出布告，严禁泅水，力图改变夏季凫水洗澡的旧习。每逢冬季，也随时梭巡，严禁履冰，保护生命。1919年1月，警学研究会也在黄纬路成立，会长为边守靖。该会对水上警察局的水上治安管理和创新，予以悉心指导。

1920年5月，水上警察局长梁瑞福奉内务部训令，对该局实行改组，拟定简章。该局实行分区编队，并添设总务、司法、行政、卫生等科，还添设督察长一名，监管海巡事宜，管理渐趋规范。该局管得比较细，不仅负责疏通河道，河船赌博也在查处之列，“以正人心，而挽颓俗”。1922年直奉战争时，该局“饬令所属炮船装置格轮炮，分往金汤、金钢等桥河岸一带停泊，以资坐镇，并备有经武小火轮，以便装载水警巡河”。不过，该局的部分巡船还是被奉军勒令解除武装，该局忿而向直隶省公署警务处告状，称水警“系属保卫地方性质，并非参加军事人员”，控告这一很不恰当的行为。

1923年，由于发饷稽迟，该局陷入困境，于是想出了办船捐的主意，以尽快补发水警欠薪。转年，因该局征收船户注册、领照及领契各费各一元，船户群起反对，激起抗捐风潮。后经协调，该局作出了一些让步，才暂时化解了纷争。1925年，因该局所办船捐改由河务局办理，水警滥扣船只，扣留捐旗，其滥用职权引起强烈社会反对。10月30日《益世报》载，该局横征苛敛，欺压船户，船户呈控省当局，要求务将局长刘启元撤换。此种混乱情形，也使水寇愈加猖獗。

1928年，该局改称河北水上公安局。1930年，该局局长张镜塘呈称：天津河道纵横，五方杂处，流氓无赖最易混迹，天津“十大恶”水匪，甚为猖狂。尽管行业发达，但稍有不慎，航商即遭损失，实非卫民之道，为此要求各住所炮船，认真查缉。(www.daowen.com)

1931年2月，原河北水上公安局经河北省例会通过后，改组为河北省五河水上公安局，并订有《组织暂行章程》。该局下设4个分局，所辖巡船23只。4月，局长易人，由海防司令邱立亭接任。当时，不时出没的海匪有窥伺津沽之势，民不安生，为海河附近切肤之痛。1932年起，水上公安局开始扩充实力，分期整顿。到4月，添置汽船、炮船、小船20只，大枪139支、警刀63把，增募警长、警士共98人。

1932年4月27日《益世报》载，“五河水上公安局改为全省水上公安局后，职权扩大”，由于海河“河面辽阔，实力不足分配”，省政府和省公安管理局等会商决定，海河水上治安由海防指挥部负责。7月，林榆公安局长范纯福任该局长。他在接受采访时称：全局时有440人，水警370名，30多艘巡船，新置汽艇两艘，并将重新接管海河水上治安。后，水陆公安联合在海河两岸剿匪。12月报载，代理局长苗作新将这一兼职让给了霍守义。可见，前任范纯福也是短命局长。1934年，该局局长又改成了王绍云，5月间经出巡各河，视察防务，他提出了整理河防的六项改善计划。

但是，后因中日《塘沽协定》的签订，河北省政府迁离天津至保定，这一政局变化，对河北省、天津市行政管理系统的影响很大，1935年9月，水上公安局奉令迁移至子牙河畔的杨柳青一带，并将天津“各河防务，让与市公安局接防”。

该局人事更动频繁，职责不清，不仅制约了水上治安管理的有效实施，也爆出过徇私舞弊案。其中，影响最大的一起贪污案是1935年该局局长张起孟渎职吞款案。第五十二期《监察院公报》还刊载了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咨文，要求河北省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对张起孟依法办理。原来，张起孟于1935年5月在订制官警黄色粗斜单制服时，勾结下属，侵蚀银元878元之多，且伪造制服生产商华昌军服局的单据，伪造下属印章以报销。后发现其还有侵吞汽油费、房租费、警士空名费等恶行，河北监察区监察使周利生遂对他提案弹劾。后经三位监察委员审查并出具报告书后，认定其罪责并向社会公布，一时引起社会很大反响。

（王勇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