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天津东南部、海河下游的咸水沽，系天津七十二沽之一。古代，每当潮汐时海水可至此地，故而水咸，当时居民多以海水煮盐为业，咸水沽由此得名。

北宋时，海河是宋、辽的界河，这里恰在海河南岸，为防辽，其附近建有军事设施，咸水沽设有墩台，也是戍守地点。《地理通释》云：“斥卤广数十里，宋时置戍守于此”，说的就是这里。不久则又由“戍守”发展出水稻的种植。文献记载，宋端拱二年（989），沧州节度使何承矩，多次向宋太宗上疏，建议在海滨地区兴修水利，屯田种稻，戍边防辽，得到太宗皇帝的允许，封他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调1.8万名士兵从事开垦，由此咸水沽地区得以开发。

元代建都大都（今北京），因运河河道淤塞，自至元八年（1271）起，北调之南粮由河运改为海运，每年由津转京的粮食多达三百余万担，海河上出现了“转粟春秋入，行舟日夜过”的景象。咸水沽地处海河尾闾要冲，于是便成为漕运线上的一大重镇。

明代，咸水沽已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万历二十七年（1599），右佥都御史汪应蛟奉命到天津沿海地区屯田种稻，调用海防官兵万人，辟十个围”，其中便有“咸水沽围”。与漕运和鱼米并肩发展的是盐业生产，葛沽、咸水沽的“丰财”“厚财”两大盐场，均载于史册。《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舆图已经出现咸水沽地名。

得航运之便，清代的咸水沽已由“鱼盐武备之乡”发展成“文物声明之地”。《清史稿·地理志》记有“八镇”，咸水沽即在其中。康熙《天津卫志》载：“咸水沽，在城东南六十里，命名以咸，而沽水甜淡。”即是说此地以“咸”命名，但人们喝的却是海河里的甜淡之水。道光年间的《津门保甲图说》之“东面一带村庄图说”中第四十四图说：“下郭家庄之对岸曰咸水沽……今按其村庐舍填集，街道延长，因以桥分为东西二图。图内庙一，西大街一，墩铺一，东界桥。绅衿九户，盐商二户，铺户五十三户，烟户一百七十四户，应役六户，佣作三十五户，负贩九十五户，船户一百三十九户，乞丐二户，僧道二户，共五百一十七户（大口一千六百六十四口；小口七百九十三口）。”第四十五图说：“桥下引河一道，下抵南乡，水势亦急。其东曰东大街，民舍较西街尤夥。图内庙三，街一，桥一，东界村街。绅衿一十五户，盐商五户，铺户三十六户，烟户一百二户，应役一十户，佣作八十四户，负贩七十三户，船户一百五十户，乞丐四户，僧道三户。共四百八十二户（大口一千四百五十口；小口八百二十九口）。”第四十六图说：“咸水沽之东街尽处，堤道形势如弓，曲而东下。图内无庙，东界老砖窑。绅衿一十户，铺户七户，烟户五十四户，佣作一十二户，共一百八户（大口三百三十三口；小口一百八十五口）。”从人口的构成及所从事的职业，可看出当时商品经济及鱼盐业之繁荣。(www.daowen.com)

咸水沽一带河道与环境的变化主要是因为第四次海河裁弯取直——这是最大的一次裁湾，“自赵北庄起至东泥沽止”，长3782米，自宣统三年（1911）春动工至1913年七月始完成通航。至此，临近咸水沽的海河河道由原来的弓形变成了一条直线，位于弓背处的咸水沽与海河脱离，镇西北只留下昔日的旧河道。与此同时，随着近代化发展，漕运衰退，盐业东移，古代的鱼盐之利渐为新型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所代替，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文化教育的兴旺，红学大家周汝昌便出生于咸水沽。

河海转运枢纽，商业繁荣兴盛，得航运之便，富鱼盐之利——这便是历史上的咸水沽。从地域文化及开放包容这一点上看，咸水沽也是天津发展变革的一个缩影。

（章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