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航运的发达与畅通。旧时天津海河东岸有一条老街道，叫做粮店街，它的形成和兴旺与天津的航运尤其是漕粮的转运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街道是旧时代海河经济与文化的代表，也是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成长发育的一个缩影。

当年的粮店街，北起北运河故道（今狮子林大街），南至兴隆街，在长达一里余地的河岸上，粮店一个挨着一个，河道上漕船首尾相接。前人诗中有“东吴转海输粳稻，一夕潮来集万船”之句，足见当年这里人声鼎沸、粮船穿梭的繁忙景象。

海河“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航运尤为发达。绝无仅有的河海地缘之便，使得以三岔河口为轴心的海河沿岸成为天津最早的经济带和居民聚落点。元建都大都（北京）后，贡赋、粮食多自海道从南方运来，由海口入直沽，再经今北运河送至京都，是为海运。明朝永乐年间疏通运河，漕运由海运改为河运，三岔河口地区已成为南粮北运的枢纽。而地处三岔河口东南部的沿河一带，因地势较高，位置优越，逐渐成为重要的粮食集散地。到了清朝中叶，这一带商业愈加兴旺，粮商大批涌至，出现了粮店鳞次栉比的景象，粮店街便由此得名。其后，为了漕粮卸存和转运方便，在粮店前门形成粮店前街，后门形成粮店后街。

粮食的经销、转运为这一地区造成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而这一莫大的商机又促发了经济贸易的进一步繁荣。清代至民初，粮店街一带不仅出现了诸多与粮食相关的行业，而且经营其他行业的商号和铺面也相继产生。粮店后街大狮子胡同的“成发号冯家”，先是经营成发号粮店，号称天津粮食业“八大成之王”。冯家以粮业致富后，又开设了敦昌银号和敦义银号，财力相当雄厚，成为早年粮店前后街有名的富商。“八大成”的其他商号，如“成泰”“成永”“成达”“成义”“成通”等粮店，据说也大都聚集于此。创业于清咸丰年间的“大口朱家”朱亦韩，开设永丰玉烧锅，他所需用的造酒高粱，沿着附近的海河边，常常是成堆地存放，盛酒的坛子难计其数，营业盛况可以想见。永丰玉生产的白酒和冬菜，不仅在天津本地享有盛名而且远销南洋各国。当时南洋群岛有一家永利威洋行，专门承销永丰玉的白酒和冬菜。开设于粮店后街的德生堂和三义堂药店，亦是享誉海河两岸及天津周围各县镇。旧时粮店街的老商户，还有经营大米庄和包销英商亚细亚煤油的“谦益曹家”，另一家包销煤油的“公兴存罗家”、买卖草帽辫杨家、经营麻袋的“麻袋王家”，以及后来开办河北蛋厂的乔家等等，他们都是粮店前后街有名的富商大贾，而且多是与外商做出口生意的商界佼佼者。他们的成功经营为粮店街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伴随着经济的发达与繁荣，地处海河之滨的粮店街先后建起了会馆、书院、寺庙及一些公益设施。坐落于粮店后街中部的晋都会馆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是山西籍客商在天津的聚会议事之所。这是天津历史上第一座由晋商兴建的会馆，经多次重修，一直保留到20世纪80年代。大口胡同西口的三取书院是天津建造年代最早的书院，清前期著名学者王又朴曾在此担任山长，延师训课，传播文化。民国时，该书院旧址成了理教老公所。粮店后街南头的大佛寺始建于明初，清末光绪庚子年后废庙兴学改为小学堂。此外，三圣庵、地藏庵、泰山行宫庙等，也是这一带有名的庙宇。近代新文化运动先驱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与吴汝伦是同年进士，他是粮店街的老户人家，以经营盐业和开设桐达钱庄而发家，致富后在粮店后街的孙家胡同和小口河沿分别创办了“备济社”和“施馍厂”两个慈善救济团体，并开办义学，因此被称为“粮店后街李善人”。这些都是粮店街的历史文化。(www.daowen.com)

粮店街的商贾云集也带来了置业之风，一些统管钱粮盐务、身居官位的名门大户纷纷在这里建造府第，于是粮店街的前前后后又形成了一座座具有北方民居特色的高大院落。如前所言，在粮店街居住的官宦人家除了有李世珍李叔同家族外，还有冯家、严家等高门大户，他们的地位和财势甚至超过了李家。冯家在清代既有钱又有势，曾有数人在朝廷为官，其府第在粮店街一带被称为“冯家大门”。清朝同治年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江湖义士张文祥刺杀，人称“文祥刺马案”。此案颇为离奇，轰动朝野，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冯家后人在与笔者闲聊时说，他的先祖就曾参与审理过这宗案子。冯氏宅院的门口有虎座门楼，宅院共计八个庭院，每个庭院都是四合院，各院都附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跨院，跨院之间，有便门相通，是一处典型的清代天津卫的深宅大院。严府是晚清学部侍郎严范孙之族弟严台孙的宅第，严台孙能书善画，清末民初时担任直隶省立图书馆馆长之职。从格局上看，粮店街大户人家宅第的规模与旧城北门里一带的大户人家不分轩轾。由于这里居住的一些官员品位较高，听老人们说，当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到粮店街来都要下轿。笔者年少时曾到粮店街的一些住户家中做客，亲眼得见他们家中挂有御书福寿大字，还有御赐物和李鸿章馈赠的礼物，笔者至今记忆犹新。还有人考证，严复在天津期间也住在粮店后街的大狮子胡同，据说其《天演论》就是在这里译著的。

经济的崛起也为一批学人的诞生和文学艺术的生成准备了最好的土壤。近百年来，粮店街更是人才辈出，以致成为“孕育杰出人物的摇篮”。弘一大师李叔同便降生在粮店后街陆家竖胡同2号院，其青少年时代则生活在粮店后街60号的田字形大宅院内。与李叔同同时代或稍前后生活在粮店街的文化界、教育界、艺术界的著名人士，还有王新铭、冯熙运、冯熙敏、冯孝绰、曹幼占、李采蘩、靳石庵、徐耀庭、刘子良、刘道原等。王新铭，字吟笙，清光绪丁酉科举人，教育家，在天津从事教育多年。他能诗，尤善联语，有《啸园楹语录》十卷问世。他的书画成就也非同一般。其书法，擘窠字颇见功力，天津许多学校的匾额均是他的手笔。其山水画粗毫皴点，不拘成格，一派磅礴之气。冯熙运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入北洋大学法律科肄业，得官费留学美国，在芝加哥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洋大学任法科教习，后任校长之职。冯孝绰诗词文章俱佳，潜心地方掌故，组织过“一江风”昆曲社。李采蘩、靳石庵都是天津名重一时的书画家。徐耀庭是李叔同的近邻，曾任李家的账房先生，平生以研习书画篆刻为乐事。当年李叔同常以“少主人”的身份向他问艺。曹幼占亦为李叔同少年时代的至交，是位长于诗词的学者。刘子良住在粮店街于家大院，是清末“移风乐会”会长，在其家中，他曾与我国话剧主要创始人之一的王钟声讨论戏剧改革。刘道原是清末民国年间以刚直不阿著称的一代文人，他住在粮店后街的吉家胡同。

漕运带来了经济的繁荣，经济促进了文化的兴盛，这正是粮店街诞生与发展的轨迹，而这一切又都得之于海河的滋养和哺育。西有宫南、宫北街，东有粮店前后街，一个在河西，一个在河东，它们的繁荣无不得益于航运的发展和漕粮的运输。

（章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