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实验似乎说明最好的做法就是，在决定帮助别人时少动脑子，只要跟着感觉走就行了。很遗憾，生活并不是那么简单。有时候，应该帮助别人时我们没有帮，但我们为受难者出头时，这样做却是不理性（起码是不恰当）的。

例如，几年前一只名叫“福吉”的两岁白色小猎犬，船员们弃船时把它丢在邮轮上，邮轮载着它在太平洋上漂泊了三个星期。尽管我相信福吉一定很可爱，不应该被饿死或淹死，但是人们可以问一下，从全局角度来看，为了救一只小猎犬用了25天的时间，花费了纳税人48000美元——这些钱本来应该花在更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在另一个类似事件里，想一下“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漏油事件。清洗和重新安置每只海鸟的费用大约是32000美元，而安置每只水獭的费用大约为80000美元。当然了，看到小猎犬、海鸟或者水獭受罪，我们都会难过。但是，在动物身上花这么多钱，就等于同时拿走了用于人工免疫、教育、医疗保健的资源，这样做合理吗？人们更关心个别受害者的苦难，并不是说这种倾向总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决策——即使我们想帮助别人或别的动物。

让我们再想一想美国癌症协会的例子。我对美国癌症协会卓有成效的工作没有异议，如果它是一家企业，我还要对它的深谋远虑、对人性的理解，以及成就表示祝贺。但是，在非营利领域里，有一种针对美国癌症协会的憎恨情绪，因为这个协会“过于成功”地赢得了公众的热烈支持，使其他类似的公益事业相形见绌，缺乏赞助（美国癌症协会作为非营利组织获得巨大成功，被冠以“全世界最富有的非营利组织”头衔，已经有多起有组织的活动抵制向其捐款）。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癌症协会的成功是以牺牲其他公益事业为代价的。

要从广义上思考资源配置不当的问题，让我们来看一看下页这张图。它标示出对不同灾难和灾害的捐款金额（卡特里娜飓风、“9·11”恐怖袭击、东南亚海啸、结核病、艾滋病，以及疟疾），还有灾难和灾害直接影响到的人数。下图清楚地显示，在这些案例中，受害者人数越多，得到的捐款金额就越少。我们还看到，发生在美国的灾害和灾难（卡特里娜飓风和“9·11”恐怖袭击）得到的捐款比其他地方，比如东南亚海啸要多。或许更令人不安的是，疾病预防事业，例如结核病、艾滋病以及疟疾得到的捐款与这些疾病的巨大影响和严重程度远不相称。这可能是由于疾病预防是用来救助那些尚未生病的人所致。救助假设病人的假设疾病，这个目标过于抽象、过于遥远，它不足以唤起我们的同情心，也不可能打开我们的钱包。(www.daowen.com)

各种灾难影响到的人数，以及给这些灾难捐款的金额

考虑一下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二氧化碳排放和全球变暖。不论你在此问题上持什么观点，这一类问题都是最难引起人们关注的。事实上，如果我们要制造一个问题范例来鼓励人们普遍漠不关心的倾向，大概非此莫属。第一，气候变暖的效应尚未逼近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人们：海平面上升和污染可能影响居住在孟加拉国的人，但还没有影响美洲和欧洲的中心地区。第二，问题没有生动感，甚至看不到——我们无法看见周围二氧化碳的排放，或者感受到气温的变化（或许，洛杉矶烟雾除外）。第三，全球变暖造成的变化相对缓慢，不具备突发性，这让人们看不到，也感觉不到问题的存在。第四，气候变化的负面效果并没有直接表现出来，它到达多数人家门口的时间还遥遥无期（或者，就像气候变化怀疑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根本就不会到来）。这一切原因使得阿尔·戈尔的《难以忽视的真相》只能借助快淹死的北极熊和其他人工合成的图片来敲开人们的感情之门。

当然，全球变暖不过是“杯水车薪效应”的一个典型代表。我们可以减少开车次数，把灯泡换成节能型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采取的任何行动都非常渺小，无法对问题的解决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尽管我们能认识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重大效果。诸多心理因素都在阻挡我们采取行动，我们身边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但由于这些问题的性质，根本无法激发我们的感情和积极性——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