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上面两个实验的结果一致，意义上的微小差别竟然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实在令人感到惊讶。而组装乐高玩具的“西西弗斯”一组丝毫感受不到工作的乐趣更是让我目瞪口呆。我不断地反思戴维、德芙拉和其他人的状况，突然想到了我的行政助理——杰伊。

从理论上说，杰伊的工作很简单：他负责管理我的实验账目，给参与者发放酬金，订购实验用品，以及安排我的旅行。不过，要求杰伊使用的信息技术却把他的工作变成了“西西弗斯巨石”。他使用的思爱普财务软件要求他每天在规定的电子表格中输入各种数字，并把电子表格发给另外的一些人，等他们在表格上加入一些数字后，杰伊还要把表格发给另外某个人审核确认，之后再发给下一个人，由这个人最终结账付款。本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大，而可怜的杰伊在其中又只做了一小部分，所以他从来没有看到劳动的成果，也不会有任何成就感。

麻省理工学院和思爱普公司那些可敬的人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制度呢？他们为什么要把工作分成这么多的小部分，让每个人只负责一小块，不让他们看到工作的全貌和进展的情况呢？我猜这与亚当·斯密提出的效率概念有关。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争辩说，劳动分工这种方式在生产过程中对提高生产效率能起到难以置信的作用。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亚当·斯密对大头针工厂所做的观察：

“大头针制造业是极微小的，但它的分工往往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我用它来举例。一个劳动者，如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分工的结果，使大头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又不知道怎样使用专业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么纵使竭力工作，可能一天也造不出一枚大头针，要做20枚，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又被分成若干环节，其中大多数也成为专门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两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以及包装，这些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大头针的制造就被分为了18种操作。在有些工厂，这18种操作分由18个工人完成。固然，有时一人也能兼做两三种。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10个工人，因此在这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兼做两三种操作。在这样一个小工厂工作的工人，虽然穷困，必要的操作机械设备也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12磅，照每磅中大约有4000枚中等针计算，这10个工人可一日成针48000枚。”(www.daowen.com)

我们把工作分解成较小的部分，可以创造局部效率；每个人都可以对他所从事的一小部分工作越来越熟练。（亨利·福特和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把劳动分工的概念扩展到生产线，发现这种方式可以减少错误，提高生产率，使大批量制造汽车和其他产品成为可能。）但是我们通常意识不到，劳动分工同时也要求人类付出代价。早在1844年，德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道主义者、政治理论家、革命家、共产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就指出了“劳动异化”问题的重要性。在马克思看来，被异化的劳动者与他自己的生产活动、劳动目标以及生产过程相分离使得工作成为非自发性的活动，因此劳动者就无法对劳动产生认同或者领略到劳动的意义。

我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很多人认为学术工作者全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低估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概念在劳动领域里的作用。实际上，我怀疑异化的概念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那么重要，那时的雇员即使再努力，也很难发现工作的意义；而在今天的经济中，我们的工作变得需要想象力、创造力、思想，以及一天24小时的全身心参与，马克思对异化的强调成为劳动构成中的重要成分。我还怀疑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效率的强调与他所处的时代关系更密切，因为他谈及的劳动多数以简单生产为基础，与今天的知识经济关系不大。

从这一角度出发，在我看来，劳动分工是以人工为基础的技术所带来的危险之一。现代IT（信息技术）基础架构让我们能够把工作分解成非常细小的部分，使每个人的那一小部分工作变得越来越专业和精细。这样做对公司来说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会使雇员失去顾全大局的责任心和目标感，以及成就感。如果人类是机器人，那么只要有高度的劳动分工就足够了，但若考虑到内在激励因素和意义对于积极性和生产率的重要性，高度分工这种方式就有可能起相反作用。缺少了意义，专业人员就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电影《摩登时代》中查理·卓别林扮演的角色——一切都由工厂的齿轮控制，他们根本不会有全心全意工作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