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分析契约制度的时候,十分强调中国辽阔的幅员对于长距离贸易的重要性,以此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贸易比欧洲的贸易更加依赖非正式制度。此前的研究已经证明,中国广大的地域和统一的帝国体制,为长距离贸易的发展准备了适宜的外部条件(Pomeranz 2000)。对这一观点的进一步思考,使我们对经济史上一个被广为接受的观点产生怀疑,即政治竞争促进经济增长。事实上,历史上的政治竞争所带来的更多是暴戾的、劳民伤财的国内和国际冲突,而不是井然的秩序和低成本的选举,甚至连武力胁迫下的和平可能都是一种奢望。在中国的历史上,政治竞争相对较和缓,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比较富裕。相反的,那些存在多个政权的地区却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割据政权也对长距离贸易构成了不同程度的障碍。经济学家们应该了解,那些被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认为是影响了经济效率的贸易管制,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几乎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薛华(Carol Shiue)的研究证明: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这种宽松的国际贸易政策使中国粮食市场实现了高度的整合(Shiue 2002; Keller与Shiue 2007)。对于进入长距离贸易的商品,中央政府只征收比例很低的通过税,而地方官员则基本无权征税。这些政策使中国形成了一个与欧洲面积大致相当的准自由贸易区。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进一步分析政治竞争和经济变迁之间的关系。我们会特别关注17世纪末期以来,战争在机械技术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对于“大分流”源头的追溯,与大量的研究文献一致(最近的为Mokyr 2009,Allen 2009a)。公元1750年前后,由于机械技术成功地在制造业中普及应用,英格兰(此后扩展到整个欧洲)的人均收入开始快速提高。然而对于欧洲为什么能够赢得这种领先地位,我们的解释却有所不同。一些学者将其归因为环境的(Diamond 1997)、文化的(Mokyr 1990; 2009)或政治的因素(E. L. Jones 1981)。我们认为,这些解释都存在着一些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漏洞。比如莫基尔(Mokyr)十分强调欧洲的启蒙运动以及欧洲人对新观念的开放态度,这种观点乍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是却忽略了当时广泛存在的宗教和政治冲突。在宗教改革前后,这些冲突足以使欧洲许多地区陷于混乱。启蒙思想或许助推了某些地区的发展,但肯定不是这种发展的原动力。那些认为欧洲从美洲殖民地获取了“生态横财”的观点(Pomeranz 2000;E. L. Jones 1981)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我们认为,导致中国和欧洲出现大分流的因缘,其实在更早一些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到公元1500年,中国经济和欧洲经济就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差异。里奥纳多·达芬奇在他的速写本上画下的那些机械草图,虽然大多无法付诸实用,但却反映了欧洲人最初的对于机械的痴迷。而在此后300多年的时间里,欧洲人迸发出的改进机械技术的巨大热情,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即使不是全无踪迹可寻,也属于极其罕见。对于这种巨大的差异,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是仔细检讨工业革命以前中国和欧洲制造业的一些关键性史实,有助于我们进行切中要害的分析:

*　现有的研究已经证明,中国曾在技术方面领先于世界。虽然一个有名的说法是,在14世纪中期的顶峰以后渐渐开始走下坡路,但是技术方面的创新并没有停止(Needham 1954—2008)。

*　公元1000年以前,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技术要求低、资本投入少的手工制造业都主要分布在乡村,而技术要求高、资本投入大的工业则多位于城市之中。但是欧洲城市制造业的种类要远远多于中国城市(Van der Wee 1988)。

*　在公元1600年前后,欧洲人研发和使用机械的水平已经远在中国人之上(Mokyr 1990)。

*　在公元1700年前后,只在欧洲的个别地区,资本的相对价格才低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在这样的地区,使用新机器已经成为划算的事情(Allen 2009a)。

在本章中,我们并不试图建立一个能够解释上述第四点(或第三点)的理论框架,而是将第一点作为一个给定的前提,集中说明上述第二个结论。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希望所提出的理论框架足以展现技术领先地位的转移,不论是从中国转移到欧洲,还是从欧洲转移到中国。我们的理论必须允许两个社会都具有技术创新的可能,否则这会是一个从一开始就默认欧洲一定会独步世界的虚假理论。因此,我们的方法否定一切认为欧洲在政治和文化传统上优于中国的论调。事实上,如果海岸线(Diamond 1997)、文化(Landes 1998)和正式制度(North等2009)真的使西方占尽优势,那么为什么一千多年前的欧洲会如此贫穷呢?以公司制度为例,它的确是从欧洲向全世界辐射,但是它真正成为一种能够左右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其实还是在公元1700年之后。另一些政治和文化上的制度安排也是如此,比如启蒙和代议制(Mokyr 2002; North and Weingast 1989),尽管它们都助推了欧洲的发展,但是也同样出现得太晚。所以,我们希望专门探讨一种发展进程,一开始是中国占尽先机,而到了某一个时间节点就变成欧洲后来居上。

我们的论述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战争促使欧洲的制造业向城市集中;第二部分,欧洲制造业相对集中在城市,直接导致了较高的资本投入以及越来越多的地区采用机器生产。相反的,中国相对和平的经济发展环境,使得中国统治者既没有保护城市手工业者的压力,也没有产生以机器来替代昂贵的劳动力的需求。我们更强调长期的趋势,而不是某一个关键的发明创造(比如17世纪60年代蒸汽机的问世),是因为在17、18世纪的时候,没有任何一项发明可以独立地将英国或者欧洲推向一个全新的机械化时代。而且14世纪的欧洲,也并没有在机械方面展现出相对于中国的优势。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那时欧洲的工资水平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高。然而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欧洲的制造业就比中国更加明显地体现出向城市集中的趋势。在这一章中,我们就要探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倾向。

城市与经济发展

与其探讨为什么中国的制造业大多分布在乡村,我们更希望回答是什么推动着欧洲的制造业在很早以前就开始向城市集中。尽管强调这两个问题的区别看起来很学究气,但是这两个问题的设计其实隐蔵着许多深意。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其实是人们预设了欧洲的模式是高效的,然后以欧洲为参照物,寻找中国的问题所在。这种思维方式如果放在19世纪中期是相当合适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城市工业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是如果放在更早些的13世纪,恐怕就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我们不如从更加确凿无疑的史实出发,思考是什么促使欧洲选择了城市作为制造业的集中地?因为如果将制造业布局在乡村,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至少乡村有廉价的木材、便利可取的原材料,还不像城市那样人口稠密,疾疫横行。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还使我们注意到:15至16世纪中国的经济中心,往往比欧洲的经济中心更加繁荣和高效。所以,这种思维方向的转变显然是有意义的。

关于为什么欧洲的制造业大多集中在城市,目前有三个不同层面的回答。第一个层面,一些地理和经济上的因素,可能使得城市在一些地区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第二个层面,政治经济的差异,使得欧亚大陆两端的统治者给城市提供的优惠条件各不相同;第三个层面,不同地区的政治结构,尤其是其政权的空间规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认同的是第三个层面的解释。但是与此前的研究者不同,我们并不认为欧洲在机器生产方面的领先地位是缘于某些英明的政策。相反,这是区域政治体系被卷入代价高昂的竞争之后所出现的意料之外的结果。

下面,我们将要反驳一些关于中国制造业者为什么倾向于选择乡村的简单解释。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人口的因素。尤其是城市人口的高死亡率,使得当时世界上的很多地区都没有出现制造业集中的城市。在公元1800年以前,世界各地城市的人口死亡率都相当高,许多城市必须想尽办法招徕外地人口才能维持正常运转(Grantham 1993; Wrigley 1967)。在这种情况下,手工匠人们当然也会为了躲避致命的疾疫,而将自己的作坊设置在远离城市的乡村地区。因为疫病在气候温暖的地方更加容易传播(尤其是各种水生病菌极易繁殖),那么按理说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应该是位于北方的城市比位于南方的城市发展更快,城市手工业的规模也更大。但是实际上在公元1100年以后,中国南方城市和市镇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北方;而在公元1500年以前的欧洲,拥有大规模手工制造业的城市也大多分布在南欧,而不是北欧。由此可见,制造业究竟是分布在城市还是分布在乡村,并不仅仅是一个人口的问题。

对于中国缺少城市制造业的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来自亚当·斯密的假想,即中国数量庞大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换句话说,欧洲的资本比中国充裕,而城市中的资本市场更加活跃,所以欧洲的资本成本低于中国,而且城市的资本成本低于乡村。罗伯特·艾伦对于英国为什么能较早发展起机器工业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一论断的深入阐发(Allen 2009a,2009b)。对于公元1730年的英国,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但是对于黑死病之前的欧洲,这样的解释就很难站得住脚。因为在那个时候,欧洲的利息率比后来要高得多,而工资水平则很低,但是制造业已然更多地分布在城市之中了(Epstein 2000)。虽然目前能够找到的数据少之又少,但是定性化的史料还是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在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建立之后,这个帝国的手工制造业已经越来越多地分布在了乡村地区。

在简单的要素价格之外,其实还可以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欧洲的制造业倾向于集中在城市。长期以来,对于城市的研究都强调,工业的聚集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力。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制造业可以从网络外部性中获取边际递增的回报(藤田昌久等 2001)。也就是说当制造业在地理上相对集中的时候,生产的过程将会变得更加有效率。这种外部性来自大容量的、专业化的市场,来自企业间激烈的竞争,也来自工人们提高专业技能的意愿——因为当他们对现在的老板不满时,就可以比较轻松地跳槽到附近同样需要这些技能的企业。当然我们还想强调的是,仅有这种外部性还是不足以解释中国和欧洲的大分流。如果城市制造业聚集自古以来就能够带来如此可观的回报,那么中国人和欧洲人应该都能发现这一点,而中国和欧洲的制造业分布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而且在公元1000年以前,亚洲(尤其是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如果按照“聚集理论”的话,中国应该比欧洲更早走上城市制造业的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非要找到一种对欧洲有利的分流趋势,我们必须区别检视各个经济部门,以找出对应于各个产业的外部性。而且那些从聚合经济中获益最多的制造业门类,在欧洲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还得高于在中国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能使中国和欧洲产生如此差距的产业只能是武器制造(Hoffman 2010)。但是欧洲的武器制造业能发展到这样的规模,也是其内部政治纷争的一个后果,这一点我们在后文还要做专门的讨论。总而言之,单纯从经济的角度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欧洲的制造业为什么多集中于城市。

对于这个问题第二个层面的解释着眼于国内的政治经济。但是在这个主题之下,涉及的内容就太多太多。因为中国的“坏”政策和欧洲的“好”政策都可能间接或者直接地导致欧洲的制造业在城市集中。如果我们发现中国皇帝给手工业者进城设置障碍(从而使他们无法分享给城市制造业带来诸多福音的外部性),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的企业主们其实是希望进入城市的。如果我们发现中国皇帝压制资本市场,使城市的资本成本不具有相对优势,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苛政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皇帝的确构想了一个“男耕女织”的理想社会蓝图,但是这种政治偏好并没有真正地阻挡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也不可能彻底抑制民间借贷。尽管政府严令不得索取过高的利息,但是并没有影响金融市场的成本以及市场上可供借贷的资金数量。

从欧洲这一边来看,中世纪史学家一直强调,西北欧的统治者曾经不遗余力地实行过一系列政策,即用各种办法来吸引技术工匠移居他们的领地或城镇(Duby 1974,1979)。通过这些政策,君主的一部分权力被移交给市政当局,甚或直接赋予商人和工匠所组成的行会。还有一些证据表明,为了扼杀潜在的竞争对手,城市和行会千方百计地限制乡村制造业的发展(van der Wee 1988; Vardi 1993; Epstein 2000: 第五章)。尽管人们会认为城市制造业的结构与行会组织息息相关,但是也必须清楚的是,当时的每个城镇都设有不止一个行会。即使是在同一个行业之中,都可能出现行会分立、政策各异的情况。因为那时的城镇规模都很小,所以没有任何一个行会可以在一个大的市场范围内左右某类商品的生产。正如我们在后文中将要谈到的,欧洲城市制造业和乡村制造业之间从来没有一个确定无疑的界限。而且,欧洲行会还承担着保护他们的成员免受统治者掠夺的责任。事实上,国王和贵族在手中缺钱的时候,常常会打商人和行会的主意。格雷夫(Greif)的研究(2006)曾经揭示出,个体经营者在没有办法对抗统治者的苛捐杂税和巧取豪夺时,往往会选择到其他地方另谋生路。事实上,孤立的小生产者的确没有办法与统治者抗衡,他们只有形成群体才能够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如果对这一系列事实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我们还会发现:欧洲城市中技术工人的相对缺乏和统治者的巧取豪夺,其实归根结底并不是国内政治的问题,而是因为欧洲各政权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因此,我们的视野就必须从单纯的经济或国内政治经济的层面,拓展到国际政治的层面,尤其应该重视战争的作用。

对这个问题第三个层面的解释,强调政治结构的地区差异。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将中国视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单位。除了边境之外,其他地区都甚少经历战争和内乱;欧洲则是由相互竞争的政权构成,战争和内乱的可能性更高且更具地方性。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欧洲人和他们的君主们都在毫不懈怠地为战争做准备;而在中国,只有皇帝和手握重兵的将帅才有必要操心这个问题。过去的研究大多只强调政治竞争带来的好处,却不考虑政治竞争的成本。但我们必须指出,政治冲突并不仅仅是博弈中的互相威胁,更是现实中真正发生的冲突;而且当冲突真正发生的时候,代价是高昂的。在我们看来,欧洲制造业向城市集中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战争。尽管每个人都想尽量远离战火,但是农业被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农民则离不开他的村庄。而制造业却不同,它比农业更具有流动性,且更容易成为抢劫的目标。特别是那些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行业,绝对是令武人们垂涎不已的肥肉。所以欧洲的工匠大多不敢相信乡村里那些不堪一击的防御工事,而是纷纷躲到城墙之中寻求庇护。而中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长期稳定的王朝统治之下,从事制造业的工匠大多不用担心战争对于相对价格的影响,所以他们选择经营地的时候与欧洲的工匠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下面一节我们将要展开论述这一观点,并探讨中国和欧洲制造业布局的差异所带来的长期影响。

要素成本与制造业

众所周知,大多数手工业作坊的规模都比较小,竞争也比较激烈。因此从长时段来看,手工业作坊会设在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尽管长时段的视角并不适宜于对现代经济进行分析,因为在现代社会,要素成本和科技变化的速度太快。但是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段,技术和要素成本的变化都比较缓慢,所以长时段的视角还是适用的。但是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或冲击,往往会改变资本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从而影响要素成本。

相对于乡村而言,公元16世纪至17世纪的城市既有优势也有劣势。当时的城市居民面对着日益增加的死亡和患病的风险,因为聚居在城市里的人口成为疾病传播最便利的媒介。另外,城市居民还必须承受高昂的食品价格,因为几乎所有的食材都来自乡村,所以城市居民的名义工资要高于乡村居民。因此对于制造业者来说,农村的劳动力成本会低于城市。公元19世纪的许多史料都反映出城市与乡村劳动力成本的差异,但实际上在更早的时期,从名义工资和城市规模的相关性分析中,就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差异(Ditmar 2009)。可是如果我们对资本成本进行考察,就会看到截然相反的情况:将作坊开设在乡村需要付出非常高的监督成本,因为乡村作坊普遍比较分散而且(我们假定)规模比较小。而且乡村的借贷利率普遍高于城市,所以乡村借款者通常也要承受较高的成本。当然,关于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并不容易找到,因为在前工业化社会,利息率一般都不会明确记载于契约之中。但是如果我们关注信用市场的地理结构,就会发现一个较为固定的模式:乡村居民经常跑到城市或市镇中借贷而不是放贷;而城市居民则在乡村放贷而不借债。这个现象即可以非常有力地证明,城市的资本成本低于农村(Hoffman 等 2011)。

为了评估这种相对价格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必须定义生产函数。简单起见,我们先从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比例固定的生产过程谈起(经济学家的术语称之为“列昂惕夫生产函数”,Varian[1978] 1984: 10)。举例来说,一个作坊主使用一种织机和一批劳动技能相同的工人。如果每一个工人只能固定操作一台织机,这就是一种符合“列昂惕夫”模式的生产技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作坊主为了尽可能地缩减成本,他会将作坊设在他花费最多的那种要素最便宜的地方。也就是说,资本密集的生产放在城市,劳动密集的生产则放在乡村。通过我们在栏4.1中的分析可以看到,平均每个工人对应的资本投入有一个临界值k*,所有人均资本投入大于k*的行业都在城市,所有人均资本投入小于k*的行业都在乡村。这第一步的分析展现了农村和城市不同的资本密集程度,但单是这一点还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和欧洲的制造业分布会产生差异。

中国和欧洲在制造业布局方面的差异,其实是因为战争所造成的要素成本差异。在战争中,乡村企业通常比城市企业更加脆弱。无论是国内动乱还是国际战争,都有可能使辛苦建立起来的乡村企业毁于一旦。尤其是动产(比如设备、工具、原料储备、人员等)在战争中特别难以保全。不管是土匪、强盗、军阀,还是外国侵略者,都可以易如反掌地趁乱打劫。城市当然也会受到战争的影响。如果战争切断了贸易网络,对城市造成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而且越是富庶的城市越是容易被敌军所洗劫。但是城市便于构筑更加坚固的防御工事,而且能够更加有效地对抗各路武装力量的分赃行为。当然,修筑城墙、雇请卫兵要花很多的钱,但是制造业主们还是宁愿躲在城墙之中,而不愿去往几乎不设防的乡村。我们认为,战争使城市和乡村的资本成本都增加了,但是乡村增加的程度要大于城市。另外一方面,相对于资本成本,城市无法同样成功地遏制战争中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因为战乱常常会阻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物资交换,导致城市食品价格上涨。

在一个战乱频仍的地区,一个制造业主选址建厂时会用一套不同的方法计算相对价格。我们在栏4.1中推导出了一个新的人均资本投入临界值,这个值决定了一个企业究竟是设在城市还是设在乡村。因为战争使得城市的资本比乡村更加便宜,所以就会比和平时期的临界值小(<k*)。也就是说,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比值在和k*之间的制造业,在和平时期通常会开设在乡村,但是在战争时期则更有可能开设在城市。在战争时期,只有那些资本密集度特别低的制造业才有可能分布在乡村。

因为自公元15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中国甚少卷入国内动乱和国际纷争,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参照基准。在中国,人均资本投入小于k*(k<k*)的企业都可以设置在乡村地区。而在战火不息的欧洲,只有人均资本投入小于(k<)的企业才可以在乡村设厂。因为<k*,所以中国乡村有更多的制造业企业。因此我们可以说,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的战争导致其制造业向城市集中。而且战争越激烈,这种集中的趋势就越明显。尽管这个模型将“列昂惕夫生产函数”与战争结合起来,解释中国和欧洲制造业布局的差异,但还是没能完全地考虑到技术的变化。因为在列昂惕夫生产之中,要素比值是固定的(人均资本投入量k就能完全概括这种技术的内涵),因此只要属于同一制造业门类,不论是设在乡村还是设在城市,其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比值都是完全相同的。如果说欧洲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与战争相伴的话,那么与长期处于和平状态的中国相比,欧洲应该更加贫穷而且总体来说制造业相对较少。

栏4.1　战争与制造业布局

如果一个企业主雇佣L个工人,每个工人的工资为w,投入的资本数量为K,资本成本为r,那么其生产成本即为 C=wL+rK。因为列昂惕夫生产函数是线性的,所以我们的分析可以具体到每一个工人。每个工人对应的成本是w+rk,其中k是每个工人对应的资本数量。我们在正文中已经交代,城市的工资水平高于乡村,所以wc>wu,其中下标的c代表乡村,下标的u代表城市。因为城市的资本成

本小于乡村,所以又得出rc<ru。因为一个企业主会将工场设于总投入最低的地方,所以他会在Cc=wc+rck和Cu=wu+ruk之间进行权衡。如果城乡工资的差异(wu-wc)大于城乡资本投入的差异((rc-ru)k),他就会将企业设在乡村。也就是说,k<(wu-wc)/(rc-ru)。假设k*=(wu-wc)/(rc-ru),所以如果每个工人对应的资本小于k*,这个企业就会设在乡村。

假设由于战争的影响,使乡村资本成本每单位增加Δ。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我们承认战争不仅增加了乡村的资本成本,也增加了城市的资本成本,但是城市的防御设施对资本和劳动力都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从固定要素比例的角度考察战争对制造业布局的影响,虽然揭示出了相对价格的差异,但仍然低估了制造业向城市集中的程度。因为事实上在战争时期,乡村地区的资本成本应该为rcw=rc+Δ。所以,一个择地建厂的企业主所考虑的就不仅仅是k<(wu-wc)/(rc-ru),而是k<(wu-wc)/或者k<(wu-wc)/(rc+Δ-ru)。假设=(wu-wc)/(rc+Δ-ru),那么在人均资本投入量小于的时候,一个制造业企业才能够开设在乡村。而且显而易见的是,<k*。

但是将欧洲的制造业全部设定为固定要素比例,其实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没有考虑到企业主用廉价生产要素替代昂贵生产要素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乃是非常普遍的。还是以纺织业为例,企业主其实可以为每台织机配备多个工人(尤其是利用妇女和儿童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每个工人对应的资本数量也可能有所增减(因为织机的质量肯定是有差异的)。所以在现实之中,每一个生产单位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比值都是不一样的。在经济学中,能够表述这种情况的最简单的生产函数就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它特别关注要素份额(factor shares)(1) 而不是要素比例(proportions)。它的计算公式是Q=Κa ,其中Q代表产出,k代表资本,L代表劳动力,a代表资本的要素份额。在这里,我们暂且省略详细的推导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栏4.2。与“列昂惕夫生产函数”相似,“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也是从相对价格的角度解释企业主如何选址建厂。但是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引入了“资本的要素份额”这个特殊的概念。在栏4.2中,我们推导出它在和平时期的临界值是a*。也就是说,资本的要素份额高于a*的行业会开设在城市,反之则分布在乡村。在战争情况下,资本的要素份额的临界值是,而且<a*。这些结果与使用“列昂惕夫生产函数”所得到的结果一致,但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让我们的分析走得更远。当我们充分考虑到资本替代的情况时就会发现,在战争时期一定会有更多的企业选择设在城市之中。栏4.2提供了数学分析的细节,从直观上可以这样理解,即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技术的假定下,一个企业可以采用两种方法缓解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是重新择地设厂,二是调整要素比例。

栏4.2　战争、制造业与资本密集程度

在柯布—道格拉斯模型中,“资本的要素份额”这个概念至关重要,我们在此处用a来代表这个概念。它可以用来度量一个企业潜在的资本密集程度(如果a=1,那么企业所有的开支都用于购置资本;如果a=0,那么企业所有的开支都用于购买劳动力)。对于和平时期的企业(乡村的劳动力比城市便宜,城市的资本比乡村便宜),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临界值a*,当a<a*的时候,企业会设在乡村;当a>a*的时候,企业会设在城市。在战争时期,我们还可以找到另一个临界值,当a<的时候,企业会设在乡村,而且<a*。

上述结果说明,在战争环境下,企业主可以比较灵活地选择将厂址设在乡村或设在城市。下一步,假设每个企业(或行业)的要素比例(factor proportions)必须固定在乡村相对价格的水平,那么能够找到一个临界值,当a>的时候,企业就会迁往城市。接下来,如果我们允许企业在迁往城市以后调整其要素比例(即“柯布—道格拉斯模型”区别于“列昂惕夫模型”的点),那些已经准备迁往城市的企业还是会迁走,但是一些原本不打算迁往城市的企业也会迁走。由此可知,<。所以,在要素比例可以根据相对价格进行调整的情况下,战争中的欧洲会比和平中的中国拥有更大规模的城市制造业。

几乎所有企业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都必须对要素比例进行一番调整。企业从乡村搬迁到城市之后,面对的是降低的资本成本和升高的劳动力成本,所以他们通常会用资本取代劳动力。也就是说,城市企业和乡村企业相比,资本更加雄厚但劳动力却相对稀缺。在我们的模型中,所有从事同一制造业的企业都位于相同的地方,所以这个要素比例调整的模式可以从一个企业推广到一个行业。相对于要素比例不可调整的模型,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要素比例可调整的情况下)被战争赶入城市的产业会变得更加资本密集。所以,如果说欧洲历史上战事频繁这个前提条件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它的制造业资本密集程度就一定超过中国,因为战争将相当数量的欧洲制造业牢牢地限制在城市之中,而中国却并没有普遍地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后文中将要讨论,正是这种资本密集化的取向,使欧洲走上了一条以机械为基础的技术革新道路。换句话说,欧洲城市制造业比中国农村制造业机械化程度更高,是因为它们对机械的依赖程度更大。

在我们这个模型的因果链条中,包含着两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静态分析,从战争入手分析城乡相对价格的差异,再进一步推论城乡要素密集度的差异;第二部分是更加贴近经典理论的动态分析。从要素密集度分析技术变迁,得出的结论颇能印证“诱致性技术创新”的理论。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将论证这个理论链条的现实可能性(尤其是其静态分析的部分)。

之所以这个因果链条的现实可能性需要论证,是因为虽然我们的模型是合理的,但是它也只是关于经济变迁的众多叙述中的一种。另外,这个模型的理论目的只是为了推导出我们所特别关注的制造业分布的差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模型需要假定要素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摩擦(friction)(即要素相对价格在城乡之间存在差异),而战争只是导致这种摩擦的众多可能因素之一。因为中国和欧洲的历史还存在着诸多的不同,所以还有一些别的因素也可能会导致要素相对价格的差异。但是如果某些中欧之间的区别,在这两个地区制造业分布的差异显露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就可以将这些因素排除掉——因为假如真的是由于这些因素,那么欧洲从更早的时候开始就应该占据优势了。因为相同的原因,我们也可以排除那些无法兼容中国早期的领先地位和近期的蓬勃发展的因素。最后,我们还回避了欧洲历史上一些急剧的变迁(比如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等),因为这些生产技术上的差异(即便偏向资本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模式的形成),要经历几个世纪才能完成,几十年是远远不够的。将这些因素都排除之后,我们发现只有战争是在历史的长时段中经得起筛选的因素。它时而激烈时而缓和,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稳定因素。而且如果我们的推论是正确的,那么每个地区制造业布局的变化也对应着该地区政治格局的治乱兴衰,而不仅仅是技术的变化。也就是说,战争的发动和平息也就是我们的理论具有可证伪性的关键点。

工业革命前的长时段历史

在这一节,我们将重点讨论战争如何影响到制造业的选址和资本密集程度,下一节再讨论这一切对于技术变迁的意义。不安全状态(我们姑且用这个词来比较中性和委婉地描述战争和国内动乱)是代价高昂的。事实上,随着战争的激化和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向城市转移,经济和制造业也会由于战争的压力而在整体上出现萎缩。这就意味着,长期处于战争中的社会,其经济总量和制造业的规模通常都比较小。因此之故,直到公元16世纪甚至是更晚些时候,战争都应该使得欧洲比中国贫穷。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公元1279年蒙古入主中原之后,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应该比欧洲更大,而且有更大比例的制造业分布在乡村地区。反过来说,在欧洲战事相对缓和的时期,有一部分制造业可能会回归到乡村。最后,如果生产技术向资本密集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和欧洲都会有更多的制造业向城市转移。为了追溯城市和乡村对制造业的争夺,我们必须对中国和欧洲进行深入的比较,也比须对英国(工业化的摇篮)和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有意识的比较。理想的情况是,我们所建立的这个模型,或许能够不仅有助于解释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大分流,还有助于揭示同一地区内部制造业布局的差异。

从早期欧洲旅行者的游记中,从现在已知的古代技术转移过程中,我们都不难看到,中国经济的发达程度曾经远远超过欧洲。那时的欧洲人不远万里地来到东方,不是为了获取原材料和贵金属,而是为了购买制成品。在公元1000年前后,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于欧洲,已经是学术界的一种共识。由此也引起了一个难以解答的追问——为什么一个曾经如此发达的经济体,在公元1300年以后会越来越明显地被欧洲甩到后面(Elvin 1972)。战争与城市化之间的关联能够解释这个问题吗?在公元13世纪中期,中国的城市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6%—7.5%。这个帝国的确拥有一些规模相当大的城市。但是到了公元19世纪前夜,全中国大约只有3%—5%的人口居住在筑有城墙的城市之中(Skinner 1977a:287; 1977b:227)。但在这6个世纪之中,欧洲的城市化比例却提高了(de Vries 1984: 第二章)。但是这样浮光掠影的比较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深入到这两个地区内部进行分析。

首先,让我们仔细地检视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与战争。帝制时期的中国其实也面临着一些军事上的考验,比如17世纪中期的明亡清兴,以及19世纪中期此起彼伏的农民战争。但是明清易代之前的三个世纪,以及19世纪中期以前的两个世纪,中国社会都总体上处于和平的状态。因此,中国的工商业者基本上不用担心会有突如其来的战争打断他们的生产和销售。而且他们还不用承担沉重的战争成本,既无须向好战的国家缴纳赋税,也无须为了躲避劫掠与破坏而支付任何额外的费用。

如果我们用更宽广的视野去回望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在分裂割据的历史时期也曾经出现过制造业向城市集中的趋势。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实现统一之前,中国的土地曾经是列国争霸的舞台。在这段时期,参与争霸战争的国家主要有七个,每个国家都倚重于一些商业和制造业颇为发达的大城市。每个国家的统治者都铸造钱币以振兴贸易,并通过向贸易征税来支持争霸战争。除此之外,他们还大力兴修灌溉工程、改进铁农具,以提高农作物产量、供养城市里的政府机构、官员和工匠。然而我们现在还没能掌握足够的史料,以判断自秦朝建立后的十二个世纪中,手工制造业在城乡之间的分布情况。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几个统一、强大的帝国之间,分裂割据、扰攘动荡的时间其实超过了整个阶段的40%。所以,当时中国的乡村制造业应该很难享有明清和平时期那种优越的发展条件。此前的研究已经证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以及城市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宋代商业的发展(斯波义信 1970)。然而宋代也是一个政治极其动荡的时代,在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压力之下,其政治中心由北方的汴京转移到了南方的杭州,而杭州也因此而发展成为财富和制造业的中心(Gernet 1962)。因此在整个公元14世纪,中国城市手工业和乡村手工业可能还处于一种平分秋色的局面。而到了公元15世纪,乡村手工业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中国和欧洲在即将迈入近代门槛的时刻,终于呈现出相对和平和战乱不息的鲜明对比。

尽管中国没有经历像欧洲那么剧烈和持久的国内和国际纷争,但是从用现代方法绘制的复原图中,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到,这些中国古代城市仍然建有城墙和城门。但是若以防御工事的规模而论,中国城市甚少能与欧洲城市等量齐观。事实上,帝制晚期的政府官员们,更多地是把城墙视为一种权力的象征,而不是保护城内资本免受战争荼毒的军事设施(Fei 2009: 76—123)。在他们看来,需要住在城墙之内的百姓其实很少。在1843年,全中国有95%的人口都居住在乡村地区,而居住在城墙之外地区的人口更是高达97%(Skinner 1977a: 287, 1977b: 227)。因为战争的威胁相对较小,所以拥有工商业资本的中国人也不用像他们的欧洲同行那样,千方百计地挤进城市寻求庇护。而且,那时中国最严重的军事威胁来自北方的干草原,帝国的军队多数时间都部署于北方边境地区。从帝国早期到帝国晚期,那道被称为“长城”的系统性防御工事象征着这个国家保护她的子民免受外敌掠夺和侵略的决心,而这种保护对于城市和乡村可以说是一视同仁的。在公元10世纪中国人口重心南移之前,零星的制造业似乎还更多地位于城市之中,这种情况或许部分地是因为这些位于中国北方的制造业必须要想办法防范来自少数民族的军事威胁。(www.daowen.com)

在帝国内部,尤其是公元1000年以后,社会秩序的维持并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修筑防御工事。中国的官员们采用了许多常规性的、物质性的或强制性的措施以安定城乡社会秩序(Wong 1997: 105—126)。19世纪下半期,当蜂起的盗匪和叛乱导致国内社会秩序每况愈下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乡村和城市开始修建寨堡以自卫。这就说明,中国文化并非消极不抵抗的文化。在扰攘动荡的环境中,中国人的反应与欧洲人在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所作所为别无二致。只要有必要,他们也会随时随地兴建防御工事。只是在公元1000年至公元1800年期间,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从事经济活动(包括制造业生产)并不一定需要一道起着防卫作用的城墙。

在明清时代的中国,工匠们选择留在几乎不设防的乡村。但与此同时,一个广泛而密集的市场网络也在逐渐形成,每一个节点上都有大量商品输入和输出。这个市场网络对于手工业的发展至关重要(Elvin 1973)。而且,乡村制造业的发达也并不意味着城市制造业完全是一片空白。像珠宝首饰、绫罗服饰和其他一些奢侈品的制造业还是主要依托城市的市场。长江下游地区在公元1000年之后经历了数轮的商业勃兴,从而形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网络和一个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尤其精于棉织业和丝织业。因此,明清中国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大多集中在乡村地区。人们通常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有些家庭专门从事手工业制造,有些家庭则同时兼营种植业。在大小城镇中销售的手工业品,多是来自于乡村(Elvin 1973:268—284; 西嶋定生 1984; 田中正俊 1984)。这样一来,不断发展的制造业并没有带来更高的城市化水平。

虽然明清中国的制造业大多分布在乡村,但这并不意味着工匠和企业主们对明显具有优势的城市生产技术置若罔闻。事实上,在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传播到东亚地区之后,中国的乡村制造业就日渐式微了。在更早些的历史时期,我们也并没有找到什么证据能够说明,当新的技术和制度使得城市制造业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时,中国人会千方百计地设置文化上或政治上的障碍,以阻止制造业的城市化。20世纪头40年中,上海城市制造业的发展充分说明,中国的某一些地区完全可以顺利地从乡村手工业过渡到城市大机器生产。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人们都没有办法预见这样的变化。在公元1500年或公元1000年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能够断言机器生产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在19世纪以前,中国并没有什么必要发展大的工业制造中心。而且就像当时的欧洲大陆一样,中国的乡村制造业也仍然很具竞争力,尤其是在一些劳动密集的行业和乡村企业主能够跟上城市技术革新的行业。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作为中国北方棉织业中心的河北高阳,很多乡村纺织业者购买铁制织机在家中进行生产(Grove 2006)。

在欧洲,战争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复杂的。初看起来,好像是战争既毁掉了城市也毁掉了制造业。毕竟罗马帝国是建立在城市的基础上的。在高卢、不列颠、日耳曼尼亚,新城市都是帝国和平时期发展起来的。在蛮族入侵的过程中,这些城市有的被摧毁了,有的则从此消失了。中世纪城市的复兴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尤其是在北欧地区。但正是在这个复兴的过程中,资本密集化的城市制造业开始成为欧洲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恰恰就是那些被战争蹂躏最频繁的地区。更具体地说,就是从佛兰德斯到罗马的那片区域,包括勃艮第公国、德国西部和意大利北部。

在查理曼大帝之后,随着城市的次第兴起,统治者们也越来越乐意庇护有一技之长的工匠。而且,旷日持久的战争也使乡村制造业的风险越来越大,从而将大量的制造业驱赶到设防的城市。而与此同时,乡村则变成了强盗、窃贼和破坏者的乐园。赫尔(J. R.Hale)曾经提出:“从个人感受的角度而言,战争对于乡村居民的折磨更甚于对城市居民”(Hale 1985: 196)。尽管我们脑海中常常浮现出征服者在被攻陷的城市中烧杀抢掠的画面,但是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在战争中,城市只有在防守失败的情况下才会被占领,而农村则逃不过任何一次武装侵袭。有大量的史料都可以证明,当欧洲的乡村被战争蹂躏得面目全非时,城市还能勉力维持相对的太平(Gutmann 1980)。尽管巴黎城的百姓或许感谢圣日内维耶(Sainte Geneviève)的祈祷保护他们免受匈奴国王阿提拉的侵略。但是巴黎城能够得以保全,或许还因为其坚固的城墙能够将敌军牢牢地拒于门外。此后,巴黎的城墙还抵挡住了维京人、圣女贞德和享利四世的进攻。

意大利城市锡耶纳和帕多瓦的历史也充分说明了,从中世纪后期至文艺复兴这段扰攘动荡的时期,居住在城市之中的重要性(Caferro 1998; Kohl 1998)。帕多瓦当时既苦于内乱又面临着外敌入侵。锡耶纳则既要与佛罗伦萨作战,又要应付雇佣军军团的劫掠。在这两个个案中,乡村都惨遭荼毒,但是城市却相对安宁(锡耶纳从未陷落,帕多瓦在100多年的战争中只有两次被敌军占领)。侵略军所到之处,田地和农庄尽被洗劫一空。历史学家们已经揭示了这种抢掠行径给农业带来的致命伤害,因为在战争中土地是最难以保护的。为了抵御土匪,有一些地区(比如意大利)的村庄也修筑了防御工事。但是如果没有强大的地方武装,仅靠高筑寨墙也不足以对抗那些训练有素、蓄谋已久的敌人。

从英法百年战争至1713年《乌德勒支和约》的签订,抢掠战争在佛兰德斯和低地国家简直成为家常便饭。而从这种战争中,也可以看到城市和乡村在战争中的不同际遇。1685年,西班牙军队洗劫了安特卫普,震动了整个欧洲。然而这次战争真正的惊人之处,在于西班牙人将他们(以及他们的敌人)惯用的对付农民的手段用来对付城市居民。但是,这绝不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军队借战争之机掠夺市民阶层的资产。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即便时常面临着被劫掠的风险,也不能轻易地放弃经营或将企业迁回到乡村地区,更好的选择是在尼德兰北部寻找一个新的、更安全的地方重新开始(Gelderblom 2000)。于是,阿姆斯特丹就成为众多商人的选择,从而迅速发展成为那个区域最大的城市。当然,制造业的转移过程实际上要复杂得多,但是总的来说,荷兰的城市发展其实是得益于尼德兰南部所遭受的劫掠(de Vries与van der Woude 1997: 279—334)。

战争既是限制经济规模的机制,也是制造业城市化的推手,这使我们很难清楚地梳理战争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阿西莫格鲁(Acemoglu)、约翰逊(Johnson)和罗宾逊(Robinson)(2005)认为战争与城市的发展没有明确的关联。这个结论恰好印证了我们所提出的两对微妙的平衡。如果城市能够为制造业提供非常有效的保护,又或者城市在战争中被尽数摧毁,那么战争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会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或负相关。但是我们希望展现的是一个更加微妙、更加缓慢的变化过程:即战争怎样重塑了制造业的生产结构,而这个过程很可能对城市的规模影响不大。

如果说欧洲战争和城市化的关系有一个一般模式的话,那么英国就成为了一个异数。但是我们却必须要认真地考虑这个异数,因为英国毕竟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在现在被称为“英国”的这片土地上,在公元407年罗马军团撤离之后,那些一度发展起来的城市就纷纷崩溃了,而且很长时间以后都没能复苏。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和实施丹麦法律的两个世纪,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太平。尽管在公元1688年以前,诺曼征服是最后一次对这个地区成功的入侵,但是对于王位(包括来自诺曼底人的土地)的激烈争夺一直贯穿着整个都铎王朝。除此之外,直到公元17世纪,其北方边境都一直处于苏格兰人的军事威胁之下。在这段漫长的时期,英国似乎充当着欧洲的农村边疆(de Vries 1984)。直到都铎王朝统治时期,以伦敦为代表的英国城市才开始发展起来。即便如此,城市的数量还是很少,规模也比较小(Wrigley 1985)。而且这些城市大多是行政中心和商业中心,城市手工业始终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因为当时的英国主要依靠羊毛出口,在整个欧洲经济中处于边缘地位。伦敦崛起为欧洲最大的城市并不是因为战乱。事实上在公元1600年之后,英国本土甚少经历大规模的战争。在一个依靠舰队而不是陆军保护的国家之中,制造业完全不必龟缩在高高的城墙之内。英国海军非凡的战斗力,完全可以既保护城市又保护乡村。因此,城市就失去了相对于乡村而言的防卫优势,伦敦所得到的保护也并不比英国其他任何城市(或任何地方)更多。这样一来,英国最早发展起来的制造业中心,基本上都是位于北方。这一地区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而且工资水平低于伦敦。相对和平的国内环境,并没有加速城市工业化,而是减少了城市中的廉价劳动力。许多研究者都曾经指出,英国制造业的早期发展更多地是一个农村现象,而不是一个城市现象。但是到了公元17世纪中期,城市制造业几个世纪以来对于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凸显出来,数量有限的农村人口已经无力改变技术革新的大势。

除了英国之外,还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说明:欧洲其他地区制造业的布局,也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摇摆。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技术革新、资本劳动比率和军事技术的变化。因此,不同的欧洲国家有着不尽相同的制造业布局。在回顾欧洲制造业布局的差异之前,我们首先要声明,我们并不打算从整体上解析欧洲的城市化进程。城市的发展不止取决于制造业这一个因素,尤其是近代早期因贸易扩张而发展起来的一些港口城市。我们真正想要回答的是:为什么欧洲的制造业比中国的制造业更倾向于分布在城市之中?

让我们先从低地国家说起。尽管在范德威(H.van der Wee)的著作中没有明确地叙述从文艺复兴时期至18世纪20年代,各种战争对这一地区的摧残,但是他却分别介绍了城市制造业和农村制造业的情况(1988)。其中有三点值得强调。第一,从较长的时段来看,为了降低生产的技术含量和资本投入量,一些制造业出现了从城市向乡村转移的趋势。许多产业在最初兴起的时候位于城市之中,可是一旦发展成熟,就会向乡村迁移。因此我们不能不加区别地断定,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制造业就是属于城市的。第二,有一些制造业门类完全位于乡村,在城市中基本上找不到类似的生产活动。在某些时期,城市制造业还有萎缩的趋势。还有一些时期,城市工匠会改行生产一些高质量的产品(就是对资本和劳动技能需求都比较高的商品)。第三,在八十年战争期间,“许多乡村被军队蹂躏、占领,有时一些城市也惨遭劫掠,与外界的沟通渠道也被阻断。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乡村制造业者涌入邻近的城市,既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为了更加便利地获取原材料和开拓市场”(van der Wee 347—348)。上述最后一点既指出了战争的负面影响(使城乡均遭荼毒),也提到了战争的另一个意图之外的作用(人们进入城市寻求庇护)。

在北部低地国家,随着战事变幻莫测地展开,包买商制度迅速地发展起来。德·弗里斯(de Vries)和范·德伍兹(van der Woude)的研究,揭示了公元1720年之后农村制造业如何在荷兰逐渐普及。他们认为,由于当地面临着人口压力,所以非农业人口增长了接近一倍。但是我们却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在这个时候,波旁王朝所发动的一系列让低地国家时时面临入侵威胁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de Vries与van der Woude 1997:55—57)。当和平意外来临的时候,制造业者们再也不用像16世纪末17世纪初那样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他们可以将自己的企业迁至乡村,以便利用乡村比较廉价的劳动力。综上所述,不论是在北部低地国家还是在南部低地国家,制造业都不是单纯地向资本密集的城市集中。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两种生产模式的长期竞争,一边是低工资、低资本投入的乡村制造业生产模式,另一边是高工资、高资本投入的城市制造业生产模式。

英国的情况与低地国家极其相似。尽管英国是工业革命的摇篮,但它此前也是包买商制度普遍存在的地方。包买商制度是一个经济系统,城市商人将原材料发放给乡村工匠,并以事先商议好的价格购买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因此,在公元1651年内战之后比较长的和平时期里,乡村制造业发展得相当快。而且伯格(Berg)的研究(1994)还告诉我们,包买商制度一直是城市制造业的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以纺织业为例,机械纺织业的扩展至少有一部分是发生在乡村,因为乡村不仅有廉价的水力资源,还有便宜的劳动力。从公元1660年王政复辟开始,英国进入了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在公元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国家制度也开始稳定下来。这一切都使城市在安全防卫方面的优势逐渐削弱,城市手工业和乡村手工业在公元1730年至1830年期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最早出现的一个变化,就是包买商制度的兴起。在此后的公元18世纪,低地国家(Gutmann 1980: 第三章)和法国(Vardi 1993)也出现了类似的生产制度。

许多人认为,包买商制度在欧洲西北部地区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工业化的先兆。一些研究者还将其称之为“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alization)。然而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包买商制度与此后出现的工业化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发展轨道上。包买商依赖分散的劳动力生产大量中等质量的商品。包买商制度得以蓬勃发展的诱因在于劳动力,而并不在于资本,其当下的选择和未来的发展方向都与工业革命大相径庭。我们并不认为原始工业化终将发展成为现代制造业。相反在我们所建立的模型中,包买商制度使欧洲与中国更加相似。此外中国的经验也说明,高度发达的乡村制造业网络(原始工业化)并不必然会带来持续性的增长。中国和欧洲都有大量的劳动力分布于乡村制造业之中,但只有欧洲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了现代工业技术(Wong 1997: 33—52)。

总而言之,历史事实强有力地印证了我们的假设和模型的推测:战争对制造业的布局至关重要,它使得欧洲的制造业更加城市化。战争的影响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战争的烈度、生产技术,以及制造业的城市化程度。因此尽管从长时段来看,战争将大量的制造业者推向城市,但是也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情况。在战争与制造业的长期互动之中,一个微妙的规律逐渐浮现出来:如果战争太过激烈(如蛮族入侵、三十年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致使生灵涂炭的冲突),制造业难免毁于战火;如果战争不够激烈,制造业又会转向乡村。

长时段视角下的工业革命

在上面的章节中,我们讨论了制造业主们在战争中所面临的抉择。接下来我们将要探讨的是,这样的抉择怎样影响到技术变迁的过程。到目前为止,为了使分析尽可能简单,我们使用的是一个静态的模型。它假定每一种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是固定的,企业主可以自主选择投入组合(每个工人所对应的资本)以及他们工厂或店铺的所在地。现在我们开始探讨制造业选址对于技术变迁的影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参考了关于“诱致性技术变迁”的研究文献。这些文献所回答的问题就是:要素稀缺性如何影响到技术变迁的方向与节奏(Allen 2009a; Habbakuk 1962)?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在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的地方(在我们的个案中,就是乡村),制造业者将更倾向于选择能够充分利用劳动力的技术,而不是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因此,一种制造业究竟是采用提高人均资本投入的制度,还是采用减少人均资本投入的制度,其实是取决于相对价格。当然,每个企业主都乐于采用能够节省投入的制度。但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肯定是与相对价格水平相符合的技术革新。

对于不同技术的相对需求,将通过下面两种机制之中的一种,转变为现实的技术变迁。第一种机制就是“边做边学”。比如在一个资本密集的制造业门类,企业主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而提高劳动力的利用效率则是相对次要的问题;第二种机制就是“目的明确的技术变迁”。也就是说,在资本价格低于劳动力价格的情况下,企业主就会投资研发代替人力的新机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没有出现旨在充分动员和利用劳动力的技术革新。只是说相对于中国的技术革新而言,欧洲的技术革新更加注重对资本的深化利用。

这两种技术变迁的路径,都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中被不断强化。如果在一个经济体中,绝大多数制造业的资本投入都比较少,那么企业主们就很难从为数不多的资本密集的制造业中感受到机器的价值。在他们的企业中,能够研发和使用机器并使整个企业转向资本集约利用模式的工人,自然也属于凤毛麟角。但是在这个经济体中,制造业者却可以从许多企业中借鉴到更有效地利用劳动力的办法。

许多研究者都曾经强调要素成本在技术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性。肯尼斯·索科洛夫(Kenneth Sokoloff)对于农事节律的研究,虽然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大相径庭,但其中对于空间分布问题的讨论是很有启发性的。在这项研究中索科洛夫提出:在企业使用和创造资本品的激励(incentive)是至关重要的(Sokoloff与Dollar 1997; Sokoloff与Tchakerian 1997)。他观察到,在每年夏天为期几周的农忙季节,乡村制造业的工资水平都要发生变化。因为不管工人们此前从事什么工作,在那时都会被吸收到农场上从事农作物的收割和储运。所以,设在乡村的工厂要么就得提高工人的工资,要么只能停工一到两个月。但是在特别注重农事节律的地方,工厂除了停业以外基本上没有别的选择。因此,这些工厂会刻意地避免使用昂贵的机器。因为这些机器一旦装备起来,每年就注定会有一段时间处于闲置状态。在索科洛夫的模型中,农事节律增加了资本成本,就像在我们的模型中,战争增加了资本成本一样。因为索科洛夫主要关注美国和英国经济的差异,所以他并没有对城市和乡村进行对比,但是其他一些研究者却做了这样的工作(例如Postel⁃Vinay 1994; Magnac与Postel⁃Vinay 1997; van der Wee 1988),而且还指出:即使到了19世纪末期,乡村企业的资本水平还是比较低,而且与乡村地区农忙时期工资水平的变化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索科洛夫也认为,在机器制造业方面美国之所以比英国发展得更快,是因为美国的农事节律不像英国那样不可撼动。

在最近的研究中,罗伯特·艾伦(2007)提出:工业革命的关键性机械之所以能够问世并得以推广,相对价格是最重要的幕后推手。只有在资本成本特别低而且工资水平相对高的情况下,发明使资本密集程度提高数倍的机器才是划算的。在公元1650年前后的英国,这样的情况是很常见的,但是在其他地方却未曾出现。艾伦还具体地谈到:在1650年以后,英国(尤其是伦敦)的工资水平已经达到欧洲最高。但是在公元1700年之后,英国的能源价格却相当低。因为经过几个世纪的技术调适,英国人已经将煤这种曾经相当危险的产品得心应手地用于家庭取暖和制造业。尽管在资本成本方面,英国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差异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优势明显也是在英国一边。因此之故,艾伦认为在1700年以前,英国采用机械技术的回报比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都高,而这也正是机械技术最早在英国发展起来的原因。

在本书中,我们并不想赘述工业革命的技术变迁历程,也并不想过多地解释为什么一些关键的技术发明出现在英国而不是欧洲的其他地区。我们只想集中地探讨,为什么中国和欧洲的制造业结构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我们的观点是:中国和欧洲战争频度和烈度的差异,造成了这两个地区相对价格的差异,继而又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制造业布局。而制造业结构又进一步强化了战争对于相对价格的影响。比如战争将制造业驱赶到设防的城市之后,城市的劳动力价格(尤其是非技术性的劳动力的价格)就越来越高,但是因为城市中形成了比较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所以资本的价格却越来越低。这样的相对价格促使人们用资本去代替劳动力。对于城市制造业者而言,他们自然会产生对于专业化工具和机器的大量需求。由此可见,城市里较高的资本密集程度催生了对于机器的需求。在这种需求的激励之下,又发明和生产出更多的机器。然而这样的激励在乡村是不存在的。

在公元1400年以前,全世界的资本价格都很高,有一技之长的熟练工匠数量也极其有限,许多发明家绘制的机械图纸根本就无法付诸制造,技术革新成为一件令无数人望而却步的事情。相反,如果一种技术革新能够允许企业从城市迁往乡村,并用非熟练劳动力取代熟练劳动力,却往往能够带来不菲的收益(在今天的经济发展进程中,这种做法仍然甚为常见。全世界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公元1400年的时候,任何一个欧洲人或中国人都不敢想象,人类制造业未来的出路将在于那些能够节省资本的技术。因此,中国的乡村手工业发展路径,在那时是最主流而且最顺理成章的选择,欧洲许多地区的制造业也采取这个模式,当然也是不足为奇。正如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欧洲的制造业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极力追求低工资、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结构。而包买商制度实际上就是超越城墙的界限,去寻求更廉价、更充足的劳动力。因此在东西方经济史上,中国的技术革新道路是比较常规的,欧洲的模式却反而是一个例外。

另外,欧洲制造业的发展历程也折射出这两种发展模式长期而激烈的竞争。19世纪中期法国开展的工具调查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在那时,法国的季节性制造业十分普遍。因此,法国工业部的一些下属机构专门收集了有关此类现象的数据(postel⁃Vinay 1994; Magnac与postel⁃Vinay 1997)。这些数据凸显出两个方面的事实:第一,城市制造业者面临着乡村企业的严峻竞争,这种竞争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内显得格外激烈。然而,乡村企业的“资本—劳动力比率”比城市企业要低得多。在当时的法国,农忙时节工资变动幅度最大的地方,正是乡村工厂夏季停业比例最大的地方,也恰恰是资本—劳动力比率最小的地方。后来,随着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小麦种植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当地的农业和制造业呈现出共同演化的态势,也有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前来落户。而西部专门从事畜牧业的地区,却无法提供数量充足的半农半工型劳动力。由此可见,只有农作物收割实现了机械化以后,工人们才能长期而稳定地受雇于工厂。

这套数据反映出来的第二个事实是:在严格的农事节律出现之前,法国的乡村制造业就已经兴起了。在公元18世纪的时候,季节性的劳动力转移还并不多见,而且基本上限于本地的范围,因为当时的农业生产是比较多样化的。乡村制造业在法国的普及大约是在路易十五统治时期。这说明,在法国这样一个地理幅员比较大的国家,国内秩序对于制造业布局的影响更大于国际战争。在平息了大规模的国内动乱“投石党运动”后,太阳王路易十四开始亲政。在公元1620年至1713年期间,法国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从未停息。但是这些战争大部分未在法国的领土上展开,所以直到大革命之前,法国国内都保持着总体上的和平状态。有意思的是,法国东北部乡村纺织工的数量在17世纪90年代就开始显著增加,尽管直到《乌德勒支和约》签订以后,他们的事业才真正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Vardi 1993)。

由此可见,战争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战争改变了城市制造业的比例,也促使人们采用最终可以通向机械化的各种生产技术。城市还能够吸引熟练工匠,他们能够制造精密的机械部件,从而减少使机器陷入瘫痪的组件摩擦(Landes 1983)。在欧洲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这样的变化都出现在大陆地区。最早是在意大利,在6个世纪的时间里扩展到德国的部分地区和低地国家,最后才在英国修成了工业革命的正果。如果孤立地探讨公元1700年以后英国的经济环境(以理解工业革命的成因),就包含了一个假设:当时发生着的经济和技术变化蕴含着一些与此前不同的东西。但事实上,只有极端教条的亲英派才会认为,推动发明水车、印刷媒体、手枪、针织机的力量,和推动发明多轴纺织机、蒸汽机的力量有所不同。前面一类技术和后面一类技术相比,差异只在于其经济价值。也就是说,整个市场对于棉织品和机械动力的需求大大超过了对于手枪和毛织品的需求(Clark 2007)。人们往往只看到新技术在焦炭和棉织品的带动下大行其道,却没有看到这些新技术与那些出现得更早、经济效益较不显著的技术,其实经历了非常相似的发展路径。

工业革命中的技术突破,其实只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而且这个历史过程是发生在整个欧洲,并不仅仅局限于英国一隅。因此,对于英国的研究有助于解释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在公元1650年以后,英国成为技术革新的领头羊?但是这样一种狭隘的提问方式会误导我们去追问,为什么只有欧洲才能够发现机器的重要性?在我们看来,艾伦(2009a)已经基本上回答了英国为什么在17世纪开始领先的问题。艾伦认为,工业革命的一系列奇迹般的发明,很多都可以用相对价格来解释。但是仅凭英国工资水平高这一点,还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为什么工业化的进程发端于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此后其中心地又不断地发生转换?

我们认为,艾伦对于英国高工资水平的原因的分析,实际上就说明了政治和战争是资本密集化技术革新的重要推动力。他的论述中提到了两个关键性的因素——新型纺织品的兴起(一种更加精致、轻薄的毛织物)和英国贸易的显著拓展——其实都是政治变迁的结果。新型纺织品的兴起当然要依赖一系列的技术变革(为了制造更加轻薄的织物,羊毛需要从粗梳变成精梳)。但是人们可能会奇怪,为什么这样一种技术变革会发生在一个土地充足、劳动力稀缺的经济体内?而且之前绝大多数的英国羊毛都是出口到低地国家。我们知道,低地国家一向盛产羊毛,而且掌握纺织羊毛的全套技术。那么为什么这样的技术革新没有出现在低地国家,反而是出现在英国呢?约翰·芒罗(John Munro)的研究指出,英国毛织工业的兴起正是基于战争对市场的影响。一方面,欧洲大陆的战争减少了对于英国羊毛的需求,但高质量纺织品的进口数量也同时减少了。长期以来,王室收入依赖对出口羊毛征税,这在实际上形成了对国内纺织工匠的贸易保护(Munro 2005)。最后,在16世纪末期的时候,法国宗教战争和荷兰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促使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的许多工匠移居到英国。如果那时的英国和低地国家实行相同的政治体制(形成一个类似于中国的帝国),新型的毛纺织业就根本不可能在英国兴起。

艾伦所强调的第二个关键性因素就是:从英国驶向全世界各地的商船,使得英国的国际贸易份额不断提升。但是伦敦成为欧洲最重要的转口贸易集散地,乍一看似乎有些不合情理。因为所有的商品运送到伦敦之后,都要再次装船才能度过浅窄的英吉利海峡。从这一点来看,阿姆斯特丹的地理位置比伦敦明显优越得多。当然,伦敦与阿姆斯特丹之间的竞争不仅仅在于经济层面,还在于政治层面。两次英荷战争都爆发在这期间,绝对不是单纯的巧合。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伦敦逐渐占据了上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鹿特丹取代伦敦成为欧洲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再一次证明了政治竞争对于经济地理的影响。与之前的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一样,鹿特丹也能够比伦敦更便利地联络欧洲腹地。当英国皇家海军失去了震慑世界的力量以后,位于泰晤士河畔的伦敦在转口贸易方面的优势也一落千丈,这其实是不足为奇的事情。

人们也可能会追问,如果当时的欧洲大陆没有那么多的政治动荡,英国企业家可以选择在大陆地区建厂,那么英国的高工资水平还能保持多久呢?从伦敦到比利时的蒙斯和法国的莫伯日的距离,并不比从伦敦到曼彻斯特和约克的距离远太多。如果当时的英国企业家可以选择的话,他们显然会更加青睐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欧洲大陆地区,而不是工资水平如此之高的英国北部地区。而且更有可能的是,如果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他们根本就不会花大价钱去发展这些纺织机械。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动荡面前,这些向外寻求发展空间的企图都渐成泡影。

人们在理解18世纪英国技术变迁的时候,绝不能忽略欧洲历史的长远背景。同样,从欧洲和中国的政治体系的比较中得到的历史经验也不能被简单地推广。尽管欧洲的政治纷争改变了其制造业的布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从这种改变当中切实地获利也并非易事。尽管战争可能调节相对价格,也可能促使政府投资于新技术,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战争所带来的破坏和损失远远超出了其正面效用。环顾全世界,长期被战争和政治分裂困扰的国家和地区比比皆是。公元500年至公元1500年的东南亚、中美洲和非洲都属于此列。但是直到公元1500年欧洲开始向全球扩张的时候,这些地区仍然没有一个表现出向工业革命演进的趋势。相反的,尽管这些地区拥有优越的自然禀赋,但是仍然长期处于相对贫穷的状态。而且至少东南亚非常符合我们上文中所提到的情况,即长期而激烈的战争既使生灵涂炭又破坏了私人资本,像极了欧洲历史上的所谓“黑暗时代”(Andaya 1999; Taylor 1999)。我们还需要强调的是, 发源于意大利继而扩展到低地国家的经济扩张,正是在战争的干扰之下戛然而止,而三十年战争也使德国遭受重创,花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才渐渐恢复过来。我们设想,如果想要通过政治竞争来推动经济发展,也许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加准确地厘清,哪些类型的政治竞争不至于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余论:中国和欧洲的分道扬镳

本章所阐释的经济变迁模型说明了:只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欧洲的经济结构和中国的经济结构,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各异其趣。但是我们并不是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人。许多研究者(Deng 1993;Mokyr 2002;Diamond 1997;E.L.Jones 1981;Landes 1998)更喜欢欧洲的路径,因为欧洲的政治竞争避免了突如其来的、代价高昂的政治倾覆,不至于像明朝那样骤然崩溃。他们也把政治的因素放在经济的因素之前优先考虑。但是我们的结论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认为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不一样,它不是万应的灵药,它的正面效应是间接的,依情况而定的,而且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我们对于这一变迁模型的叙述与传统的叙述相比,有几点优势。因为它建立在很少的参数的基础上,因此要检验其假设是否能够成立,以及它是否与史料相符合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例如,如果发现城市的资本成本与乡村的资本成本相同,我们就必须要修正结论了。但是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城市与乡村的资本成本的确存在着差异,而且的确是战争强化了这种差异。

要说追求戏剧性的效果,我们的叙述大概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首先,它没有特别地指出是谁成就了那些功业,又是谁应该为那些失败负责。换言之,中国没有走上机械化革新的道路,既不是文化的原因,也与个别的历史人物无关。在我们看来,中国之所以没有走上这条道路,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家没有理由放弃充足而且廉价的乡村手工业劳动力。同样的,那些通向工业革命的五花八门的创新,也并不完全是欧洲人的功劳。在我们所讲述的故事中,既没有大英雄也没有大反派。那些政治冲突的意外后果,才是我们着力突出的主角。从戏剧性的角度而言,我们的叙述也缺少了那种因果相继、目标明确的发展节奏。在战争之中,欧洲既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贫穷(如果战争的破坏性太强),也有可能先于中国走上资本集约化的发展道路。相反,中国的农村手工业可能会长期延续,但是却不会经历欧洲那样的“黑暗时代”,也不会被“百年战争”那样残酷的战乱所蹂躏。李约瑟(Needham 1954—2008,第7卷第2部分)和其他一些研究者曾经证明:中国的技术并非停滞不前,如果再经历几百年的时间,机械化的技术革新可能也会在中国经济的母体内渐渐萌发出来。但是在我们看来,欧亚大陆两端迥然相异的政治经济格局导致机械化的技术革新更有可能发生在欧亚大陆的西端,而不是其东端。

我们向读者呈现的是一个蹩脚的剧本,但它却有可能是一个好的经济史研究。事实上,要求清朝早期的政府去推行那些连18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都梦想不到的改革,是不太公平的。《国富论》并不是一部“世界工厂”的赞美诗,而是主张低税收、自由贸易的农业经济,而这正是清帝国长期奉行的经济政策。但是欧洲的统治者却并不是这样做的,因为高昂的军费开支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的贸易政策,而这正是本书第六章将要讨论的问题。

如果这个没有主角的剧本看起来还算合理,我们也同样强调一些意料之外的因素的作用。别的研究者也曾经强调过资源禀赋(Pomeranz 2000;E.L.Jones 1981),以及文化的重要性(Landes 1998)。就说文化吧,研究者们必须确保他所探讨的社会规范、宗教、观念是始终延续的,才能断言某些文化因素在公元1300年以前成就了中国领先于全世界的经济,而在公元1900年前后却拖了中国经济的后腿。因为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所创造的一些东西,在邓小平时代就已经面临着质疑。那么,“文化决定论”的研究方法要怎样才能解释这所有的变化呢?

本章在一个历史的长时段之内,将政治经济与相对价格联系在一起。此前的研究者也做过类似的研究。但是区别在于,我们的模型强调在一个特定的地理范围之内相对价格的差异,而此前的研究则探讨不同区域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其中,诺斯等人的研究最有说服力(North 1981;North与Weingast 1989)。他们认为,欧洲某些地区的资本成本不仅低于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甚至也低于全世界,是因为代议制政体减少了政府巧取豪夺的风险。由此可见,资本成本使中国经济注定难有突破的观点是由来已久的,而且这种观点也较多地关涉到政治经济,所以我们将在下一章集中论述这个问题。

(1) 要素份额是指某一种生产要素的开支在总生产开支中所占的比例,如果用w代表工资率,r代表利息率,那么要素份额就等于wL/(wL+rK),而要素比例则是最简单的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