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多年前的中国是一个辽阔的帝国,100多年前仍是如此。1000多年前的欧洲是四分五裂的,100多年前也仍是如此。这么一对比可能会让人觉得,中国与欧洲在政权规模上的差异是一种由来已久而且不会改变的格局。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者们可以很容易地将政治格局的差异作为给定因素,继而探究这一差异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借助“地理决定论”和“文化传承论”来说明,为什么中国能够产生并长久地维持一个大一统政治格局,而欧洲却不能。但是我们并没有采用上述的研究路径。因为我们意识到,中欧之间政治格局的差异其实既不是注定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地图上可以看到,2000多年前的中国和欧洲都是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当然,那时候的中国还是稍大一些,但无论如何罗马也称得上与汉朝比肩而立的大帝国。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500年之后两个帝国都分裂了。从公元500年至公元1000年,割据政权在汉帝国的旧疆上林立纷起,而欧洲人重建罗马帝国的努力也屡屡受挫。基于这样复杂的历史,本章希望探讨的是:为什么发展到公元1279年(即南宋灭亡的时候),欧洲的政治平衡已定格于分裂,而中国的政治平衡则归于统一。理解这一基本差异,对于分析欧洲大陆两端的政治经济变迁历程至关重要。因此,本章也是后面章节不可或缺的铺垫。

要从政治经济的视角观察中国和欧洲,并探讨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要对中国和欧洲自公元1300年至1850年的历史进行一番全面的回溯。关于政权规模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我们在此先考虑一个广为人知的解说范式:即大帝国更有可能孕育出一个大的市场,从而促进区域分工和专业化;而割据政权则大多受制于战争和风俗习惯的壁垒,不利于贸易的发展。在本书的第三章中,我们还将更加深入地剖析这一理论。当然,当帝国统治者试图用权力取代市场的时候(比如用税收的方式调拨粮食,以供应如罗马、北京、伊斯坦布尔这样的政治心脏地区),当他们强行干预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如俄国的农奴制、西班牙在美洲推行的被称为“恩科米安达”[encomiandas]的奴隶制度),以及当他们试图掌控土地市场的时候(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蒂马尔”[Timar]军事采邑制),“斯密型增长”也会面临阻滞。但是干预市场并非帝国的专利,其他类型的政权也会这样做。所以,我们必须把经济制度视为政治结构和“大历史”互动的产物。

因为我们的目的在于比较欧洲与中国,所以我们并不打算介入关于“帝国”定义的争论。我们所说的“帝国”,就是由一个最高统治者对绵延相续的大片地域实施有效统治的政治体制。这个概念显然既不够普适也不够规范。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和欧洲殖民帝国有所了解的读者都会知道,这些帝国既不拥有紧密相连的疆土,也没有一个足以号令天下的中央集权。而且众所周知,在卡拉卡拉(Caracalla)皇帝之后的罗马帝国,所有的自由人都是公民;而在中华帝国,汉族是占绝对优势的族群。但这并不是帝国的共性,其实大多数的帝国都是处于极少数人的统治之下,绝大多数人的政治权利被严格地限制着。我们为“帝国”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只是因为这个定义囊括了本书将要探讨的欧洲和中国的核心差异。因此,我们所要讨论的“帝国”既不是一个理想类型,也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它只是对某个幅员广阔的政权的方便称谓,使其区别于那些小得多的政权。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以大部分的篇幅探讨政权的空间规模对于其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我们将证明,政权规模的差异对于理解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大分流至关重要。但是我们不会用太多的笔墨,去描述双方政治结构的细节。相反,我们单是从欧洲和中国政权截然不同的地理幅员入手,分析这种空间差异怎样影响两个地区的统治者,进而促使他们形成不同的政治理念和国家政策,而这些政策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发展。当然,其他帝国的政策与中华帝国少有相似之处,就像非洲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虽然也处于分裂的政治格局中,但也很难复制欧洲的经验一样。所谓的“政治史”其实打满了具体历史时空的烙印。所以,既然我们致力于从政治的角度比较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我们就会将所有的分析谨慎地限制在这两个区域之内。

在这一章中,我们希望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距今2000年前,中国和欧洲都曾经成功地孕育过强大的帝国,而在距今500年前,两地的政治格局却稳定在了完全不同的状态——分裂在欧洲变成了常态,而统一却成了中国政治的主旋律。在本章中,我们将以相当大的篇幅追溯中华帝国和欧洲帝国的形成过程,探讨这两个帝国的政治架构,及其面临的各种挑战。此外,我们还将述及公元200年后,导致罗马帝国永久分裂而中华帝国进入不断再造的朝代更替的各种历史过程。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的前几个世纪(大约相当于元明时期),中国形成了一种有利于“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格局。从此以后,朝代更替虽然痛苦但都很迅速。在同时期的欧洲,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格局结束了中世纪早期那种极端的分裂与混乱,但也使欧洲再次统一变得遥不可期。

在本书中,我们并不认为中国统治者能够长期维持并不断重建统一的帝国秩序,只是简单地取决于汉文化的传播。我们将着力探讨中国皇帝和政府精英怎样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以推行各种稳定政治秩序、增进民众福祉的政策。我们还将论证,从罗马共和国时期到君士坦丁堡陷落,欧洲的政治精英所殚精竭虑的,就是实现在中华帝国早已成就的辉煌。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失败了。因为欧洲存在着经久不息的政治纷争,所以任何一个只关注国内秩序、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的统治者都注定会被淘汰。欧洲的君主们最关心的,乃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去应付战争。在为了战争而增税的过程中,君主通过各种各样的特许状向许多地方团体让步。而正是这些机制,长久地阻碍了欧洲的统一进程。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人们可以将中华帝国的长久存续归因于某种特别强韧的文化传统,甚至是先天禀赋。用同样的思路,也可以解释欧洲长久的分裂。但是这种简单化的思维在纷繁复杂的史实面前则显得苍白无力。因为在世界历史上,曾有许多帝国在迥然不同的背景下崛起,而分裂也并不是欧洲独有的现象。在经济学家和其他许多社会科学家看来,一个政权的大小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平衡:民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程度的异质性(异质性程度越大,政权规模应该越小),以及能够提供所需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效益越大,政权应该越大)。因此,许多当代学者从服务的层面研究国家公共政策,涉及的领域包括教育、福利、基础设施建设等(Alesina与Spolaore 2003)。而如果转向历史的视角,我们还必须关注军事的层面。罗马帝国的崩溃,其实就可以归结为两个主要原因:一是长期穷兵黩武,供养着一个过大的军事体系;二是周边民族大量进入帝国统治之中,增加了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的异质性。而在中国,长城有效地抵御着周边游牧民族的入侵,汉族又是在人口上占绝对优势的种族,所以使得中国更加容易形成一个大规模的政权。但是这种简单化的对比,无疑还需要更加缜密的分析与论证。在罗马帝国,也有类似于长城的军事防御设施。但是古罗马长城最终未能阻挡蛮族的入侵。它作为一项军事革新的意义,与那些帮助日尔曼部落战胜罗马军团的军事技术,以及消灭西欧小领主的炮兵攻城技术大致不相上下。欧洲多样性的文化认同与中国汉文化占主体地位这一差异,促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是什么样的社会过程使得中国人放弃了许多地方性的身份认同,而凝聚在一个“大汉族”的共同体之中。

从早期帝国到蒙古入侵:中国的记忆

中华帝国其来已久,根基深厚。但是要保持和扩大这个帝国的规模,仍然要面对数不清的障碍与挑战。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如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效地部署庞大的军事力量。因为众所周知,大多数帝国建立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之上。但是要维系一个帝国还必须加入一些更加微妙的考量。以短命的秦朝为例,它于公元前221年实现了帝国的统一,但是在短短的14年之后就覆灭了。主流的观点认为,秦朝善于征服却不善于治理。它无节制地征发资源和劳动力,终于激起了民众普遍的愤恨(Bodde 1986)。

代秦而兴的汉朝同样通过战争制服了强大的对手,但是它的统治方式与秦朝相比则要温和得多。也正是因为如此,其国祚延续了四个世纪之久。汉朝政府鼓励民众垦辟荒地,并修建了大批水利工程以确保土地的生产能力。汉政府试图在整个帝国推广的典型农村聚落,是一个拥有百户人口的不设防的村庄,每户耕种少量的土地以维持生活并缴纳赋税。维持一个富足的小农社会,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理想(西嶋定生1986)。

但是仁政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药,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甘愿做汉帝国顺服的子民。公元9年至23年,汉帝国遭遇了以王莽为首的精英阶层的挑战。虽然王莽最终未能长久地执掌政权,并在史书中留下了“乱臣贼子”的骂名,但汉朝的统治却因此而中断了15年之久。后来,刘氏家族虽然重掌皇权,但是汉帝国的权威却再也无法延伸到基层社会。大大小小的地方豪强兼并土地,横征暴敛,最终激起了社会冲突并演变成大规模的叛乱。面对来势汹汹的农民战争,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豪强都束手无策,于是汉帝国也难逃崩溃的结局。在此之后,于乱世中崛起的曹操平定了叛乱,击败了互争雄长的割据势力,在三国鼎立的激烈战争中成为最后的赢家。但曹氏家族虽然拥有开创一个新朝代的野心,却未能重建一个统一的帝国。曹操于公元220年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曹丕逼迫汉献帝逊位,但是曹丕也无法在他父亲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魏国的疆域。于是,中国又陷入了长达3个世纪的分裂与割据(Bielenstein 1986)。

在这个漫长的割据时代,暴力是决定历史进程最重要的因素。来自西伯利亚干草原的匈奴人对中原地区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早在汉帝国衰亡以前,匈奴人就已经崛起成为中原王朝的劲敌。在汉帝国强大的攻势之下,他们曾经一度向更加遥远的北方和西方迁徙。但是后来随着双方的攻守易势,汉帝国不得不无可奈何地看着匈奴蚕食越来越多的北方领土。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通过修建长城保护已经占据的领土,并防止周边游牧民族的入侵。但是在公元220年汉帝国最终灭亡之后,这些城墙就再也挡不住匈奴和其他来势汹汹的北方游牧民族。从此以后,这些少数民族以强势的姿态参与到逐鹿中原的竞争之中(Di Cosmo 2002)。

在接下来的三个多世纪中,无论是汉族势力还是少数民族势力,都无法成功地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于是,北方陷入旷日持久的分裂割据之中。豪强之家率领其部曲建立起一个个具有防御自卫功能的壁坞寨堡,而北方的其他地区则被更有实力的军阀武人所控制。在南方,大大小小的军阀也建立起若干独立的政权。但是这些小国家面临着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从内部而言,他们必须收服那些实力雄厚的世家大族;从外部而言,他们既要相互厮杀,又要对抗那些在资源和军事实力上都远胜于他们的北方割据政权。在兵源方面,北方割据政权主要依靠来自草原的少数民族武士,南方割据政权则招抚了大量的土著居民、囚犯和北方流民(Graff 2002)。南方割据政权的统治者还曾试图践行汉帝国的“仁政”思想,但是这种政治理念有助于治理一个已经实现统一的帝国,却难以成功地缔造一个新的帝国。巧合的是,在这一阶段罗马帝国也正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也充斥着地方割据自保和重建帝国的矛盾诉求。

从公元3世纪初到6世纪末,中原地区一直未能出现一个统一的帝国。但是在公元400年的时候,纵观整个欧亚大陆,似乎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重建一个统一帝国的可能性都很渺茫。尽管汉族统治者仍然控制着大部分领土,但是在北方地区,大量的汉族民众已经与藏缅语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的少数民族相融合。由这些民众所组成的国家,在文化上也呈现出多元杂糅的面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既深具少数民族尚武、剽悍的作风,又崇尚儒家的帝国秩序,而北方诸国的统治者尤其将游牧民族的军事经验视为圭臬。但是不管南方政权和北方政权有着怎样的隔阂,他们都浸淫于中国传统的帝国理念之中,并将重建帝国视为共同的目标。北方诸国的君主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民族背景,但是他们都将汉朝的历史视为天下秩序的模本,并致力于恢复这个秩序(砺波护 武田幸男 1997: 41—160)。

要恢复一个统一的帝国,必须将帝国理想与强大的军事实力相结合。要知道,并不是一定会出现一个能击败所有竞争对手的军事强人。然而在当时的北方地区,真的出现了这样一个佼佼者,他就是杨坚。杨坚首先建立了一支无坚不摧的军队,这支军队在不计其数的征战中逐个击败了北方的割据势力,继而摧毁了南方的割据政权,最终于公元589年建立了隋朝。但是天下可以马上得之,却不可以马上治之。在这一点上,隋朝又重蹈了秦朝的覆辙。隋朝统治者过于苛重地使用民力,不仅修建了连接南方粮食产区和北方统治中心的大运河,还投入了大量军队征战朝鲜半岛(Graff 2002: 第7章)。

公元618年,一个新的家族推翻了隋朝皇室,开创了唐朝近三个世纪之久的基业。唐朝致力于实现帝国的统一与扩展。为此,唐朝统治者仿效和改进了汉朝的政策。在其统治的半数时间里,他们既成功地使帝国的边疆向西方延伸,又明显地改善了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直接从农业中吸取财源。唐朝统治者还一方面着力践行儒家伦理,希望整个帝国在精神层面逐渐趋同;另一方面对民众在种族和文化方面的差异采取了现实和包容的态度。唐朝的首都长安成为了一个兼容并包的城市,汉族与操不同语言、穿不同服装、吃不同食物的氐、羌、拓跋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融合杂居。交融的文化与血缘关系创造了一种彰显世界帝国气质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氛围之中,生活方式和文化取向不再由宗族和门第强加给个人,而是变成了一种个人选择。由于没有出现类似欧洲蛮族入侵后的长时期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帝国的重建得以实现。在印度和中亚佛教文化的影响之下,艺术空前繁荣。经典的学术传统也在没有中断的情况下得以传续。儒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启发了施政者去创造一个官僚政权,并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历史。唐朝中央政府的一些核心部门(如六部),也为此后的诸多朝代所借鉴(Adshead 2004)。

与此前的朝代一样,唐朝也有着开疆拓土的野心。唐朝统治者将政权的边疆向中亚地区延伸。与汉朝一样,唐朝也通过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些绿洲地带扩展了其对西域的控制。这种联系使得发源于远方的各种文化对中国形成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比如李白的诗词和唐三彩等。一个开放和不断拓展的帝国虽然催生了异彩纷呈的文化,但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在军事威胁之中。随着疆域的拓展,一些本是为了拱卫帝国而设置的藩镇军队也逐渐失去控制。这些军队中的部分士兵招募自中亚地区,他们的祖先是久已在此杂居融合的各个少数族群。唐廷对这些军队将领的猜忌最终引发了直捣长安的“安禄山叛乱”。因为作为“胡人”的安禄山,始终担心朝廷会限制并削夺他的兵权。

为了平定爆发于公元755年的安禄山叛乱,唐廷必须更加有技巧地与周边的游牧民族结盟。也正是因为如此,唐朝的军队不得不撤出中亚地区并接受帝国日益收缩的现实。公元9世纪末,破产农民和豪强地主的叛乱使得帝国的统治雪上加霜。公元10世纪初,长安城再度沦陷,唐帝国的基业轰然崩塌。长安城的沦陷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分裂时期的到来。自汉至唐接近1000年的时间里,中原王朝很难在向外扩张和安定内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Graff 2002: 第10—11章)。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华帝国才会反复地经历崩溃与分裂。然而在每一次崩溃与分裂之后,这个帝国又能够得以重建,因为继之而起的统治者可以全盘地吸取和借鉴前人开创的制度与理念,从而有了更多的转圜余地。

建立于公元960年的宋朝也是如此。其创立者赵匡胤是后周政权的一名武将,他不仅夺取了后周的政权,还相继吞并了在唐帝国旧有疆域上兴起的各个小国。尽管与唐朝相比,宋朝的疆域要小得多。但正是在这个明显收缩的疆域之内,发生了许多在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制度变革。很可能是那些在同一时期出现的种种社会经济变迁(如城市的扩张、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善、新的金融制度和商人网络等)显著地推动了政治变革的步伐。不管其诱因何在,宋朝的政治变革应该被视为一套新的统治技术,它大大降低了这个国家进行内部治理的成本。尤为突出的是,宋朝建立了一个复杂而精密的官僚系统,并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填充于其中。官僚的体制化与专业化使政府能够更加有效地调配资源和管理基层社会。然而,内政上的成功却因边疆上的失利而大为减色。北方边疆既骁勇善战又主动借鉴中原王朝统治经验的少数民族,再一次成为这个新生帝国头顶的悬剑。在这种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北宋皇室最终只能选择南迁,偏安于南方一隅,与北方诸政权相对峙。尽管宋朝的疆域无法与此前的朝代相提并论,但皇室的南迁却也带来了不幸中的万幸,即加强了这个王朝与南方经济、社会剧变地区的联系(伊原弘 梅村坦 1997)。

置身于公元1200年时的南宋首都杭州,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很容易感受到这个政权所面临的内外形势。他会因周边各个城市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而欣喜振奋,也会因北部边界的强敌环伺而忧心忡忡。这些野心勃勃的政权一旦联合起来,必会给南宋朝廷带来灭顶之灾。但是在北方诸政权未结成此种同盟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观察视角能够超越狭隘的王朝兴替模式,我们将看到由军事强大、经济疲弱的北方政权,与经济繁荣、军事孱弱的南方政权共同构成的一个多国体系。也就是说,汉朝和唐朝所缔造的帝国规模并不一定会延续下去。从公元8世纪中期安禄山叛乱,到公元13世纪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大陆地区再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但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不难看出,即使在这样一个多国体系中,也包含着一些相对具有内聚性的地区(Rossabi 1983),使得中国的主体地区无论如何不致像欧洲那样四分五裂、支离破碎。在蒙古征服之后,无论是置身于那个时代的人还是后来的历史学家,都不太会记得起这个曾经存在的多国体系也许会更加持久。

让我们再次强调,帝国的建立客观上需要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驱赶、摧毁或联合周边的竞争者。蒙古人在公元13世纪的时候成功地完成了这三个任务,且其建立的帝国并不仅仅包括中国,还包括中亚大部分地区,并向西延伸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蒙古人对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征服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其幅员如此广阔,以至于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无法独立地对其实行有效的统治。公元1251年时,这个帝国被分割为四个汗国,分别统治俄罗斯、波斯、蒙古草原和中国。位于中国的汗国显然是四大汗国中最富裕、人口最多的一个。站在中国历史的角度,蒙古统一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算过分。如果没有蒙古人的到来,北部中国和南部中国(就像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很有可能会走上各自不同的发展轨道。蒙古人直接消灭了所有潜在的军事竞争者。当这个锐意扩张的帝国最终分崩离析之时,大批蒙古人迫于动荡的局势,从中原地区撤退到蒙古草原。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王朝代之而起,控制了帝国主要的农耕地区。正因为蒙古人在崛起的过程中消灭了草原上所有的竞争对手,这个新的汉族王朝的北部边疆得以从严重的军事威胁中略微纾解(Twichett与Franke 1994:第6卷, 第4—9章)。

显而易见,在公元1500年以前,中国的历史一直与战争如影随形。帝国的崛起与衰落往往根源于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军事冲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使统一的中国集权国家得以维系和重建的内部力量。这其中就包括汉文化在不同语言、不同行为方式的族群之中的成功传播,也包括官僚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在成熟的中华帝国机体中,蕴含着许多由来已久、潜移默化的传统因素。但即便这样,在公元10世纪以前中华帝国还是几经衰残。

中华帝国的治乱兴衰启发我们将“帝国规模”引入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历史上的许多统治者都十分热衷于扩张领土。但是他们却很少能够适时地调整本国的政治机制以适应随着领土扩张而来的种种挑战(如国内叛乱、边境威胁等)。我们反反复复地观察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内部治理,也反复地衡量曾经给某些朝代带来统治危机,甚至致使某些朝代走向崩溃的帝国规模。但是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各朝代都很善于从前朝的兴亡中吸取经验教训。公元1350年以前(自秦至元)的中国历史,可以被视为中华帝国在统治技术方面一个漫长的学习和调适期。(www.daowen.com)

接踵而起的明朝和清朝,充分地利用了前人所积累的统治经验。这两个朝代的统治者极尽所能地在内部治理和国际秩序构建之间寻求平衡。他们一方面高度重视国家的统一(以便资源和信息能够更加顺畅地流通),一方面也允许各地选择最适合本地区的治理机制(以便因地制宜和减少治理成本)。他们还需要根据民众的实际承受能力和官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制订一个合适的税率。否则不是引起地方叛乱,就是造成征税困难。在对外关系方面,早前各朝代的统治者们往往高估了自己的统治能力,这些失误都成为触目惊心的前车之鉴。隋朝因不知厌足地拓展疆域,而引发了无法平息的内忧外患。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也仅持续了不到一百年,乃是因为他们把中国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并在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划出一道制度的鸿沟。他们征服了广大的地区和众多的百姓,但却很难长时期地施以统治和安抚。因此,明清的统治者一方面改善了贸易环境以增加财政收入,一方面也督促地方官府根据儒家的统治理念提供旨在保境安民的公共服务。

从罗马帝国到查理五世:欧洲的乱局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人们很可能会认为一个成功的帝国,乃是建基于对外的征服和对内的仁政。但是从欧洲的历史来看,这对于一个追求长治久安的帝国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罗马帝国就是在长达500年的时间里,战胜一个又一个敌人而建立起了庞大的基业。在这个过程中,罗马文化传遍了整个地中海世界。而罗马帝国统治者所推崇的治国理念,与儒家思想也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但是在公元200年以后,罗马帝国仍然进入了一个衰落期。其衰落的征象起初尚不易察觉,随后变得越来越明显,最终至无力回天。许多研究者(Scheidel 2009; Potter 2004: 530)都曾经指出,罗马帝国崛起、扩张、衰亡的整个历程与同时期的秦汉帝国有诸多相似之处。与世界历史上更多煊赫一时的帝国相比较,罗马帝国的衰亡可能是个异数,也可能不是。但最让我们感到诧异的,是所有曾经试图重建罗马帝国的尝试都失败了。如果我们仅拿秦汉帝国与罗马帝马进行比较,就很难确定哪一个帝国的发展轨迹是“正常”的,哪一个是“非正常”的。当然,要扩展比较的范围还需要更多研究者共同的努力。本章所关注的是中国和欧洲各自在怎样的空间范围内达致了政治平衡,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如果一个生活在宋代的中国人来到公元10世纪的欧洲,他一定会被这里小国林立的情势所震撼,也很难理解这些国家的治国之道。尽管一些君主号称统治中国一个省那么大的地盘,但是他们对于这些领地的实际控制能力却远远不及中国的统治者。他们的权力被斯蒂芬·爱波斯坦(Stephen Epstein)所说的“自由”(Freedoms)所掣肘,这种特殊主义的诉求限制了封建君主征税,监管经济,以及提供公共产品(Epstein 2000)的能力。这种“自由”的享有者(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是农民还是城市居民),都随时准备好用武力的方式反抗君主的集权行为。因此在当时分裂的欧洲,专制君主不仅面临着被敌国侵略的威胁,还面临着本国臣民对其权力的制约。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欧洲的君主就好比一个“惧内”的丈夫。从任何意义上来讲,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都无异于是一个奇迹。

然而欧洲的分裂局势并非从来如此。如果一个中国人来到公元100年时的罗马帝国,则会发现一个对他而言再熟悉不过的政权。与中华帝国一样,罗马帝国也是在战火之中崛起的:从公元前218年汉尼拔(Hannibal)进军意大利,到公元9年瓦鲁斯(Varus)的失败为止,罗马军团几乎所向披靡。尽管瓦鲁斯在条顿堡森林战役中失去了三支军团,自己也饮恨自尽,但并没有从总体上撼动帝国的基础,欧洲西北部蛮族的西进也因此而停止了400年之久。此外,帝国在东部的扩展仍然在继续,图拉真(Trajan)的军队一路攻至底格里斯河流域。公元116年,罗马帝国的扩张终于停止,但这并非因为罗马军团在两河流域遇到了不可战胜的劲敌,而是因为波斯距离罗马帝国太远,没有办法实行有效的控制。

与中华帝国一样,罗马帝国非常严格地履行其征服者的义务。首要任务就是维护被征服地区的安定。尽管在公元116年之后,其劲敌已经随着帝国的扩张被驱逐到更远的地方,但罗马帝国统治者仍然普遍实行一种遏制性的政策(Goodman 1997: 第7章)。与中国一样,罗马帝国也修建了长城。但是与中国的长城相比较,横跨苏格兰的哈德良长城就显得太短了。在德国和中欧的部分地区,有一道更长的木质防御工事。在罗马帝国的边境上,驻扎着许多军团。在公元150年以前,罗马皇帝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筹措军费。如果他完不成这项任务,很可能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罗马皇帝的另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尽管历史学家极力渲染罗马皇帝在“面包和斗兽”上的穷侈极奢,但是他们却很少提到,这些宫廷支出与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罗马帝国的政治架构带来了巨额的私人和公共资金投入,当时修建的基础设施包括驿路、铺设整齐的城市街道、剧院、竞技场、神庙和城市供水系统等。这些建设在帝国的西部尤其引人注目,因为这些省份的城市化水平在被征服之前是相对比较低的(Goodman 1997: 第4部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设施是由贵族投资兴建的,并未累及国家税收,这也是罗马帝国贵族政治得以维系的关键性因素(Veyne 1976)。

与汉帝国相似,罗马帝国也推行了官僚制度和一套供精英信仰、修习的政治哲学。因此,在整个地中海和西欧的各个行省,建有凯旋门、竞技场、供水系统,拥有相似的行政架构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次第兴起。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人们不仅被视为本地的公民,而且被视为整个罗马帝国的公民。事实上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帝国中所有的自由人都已经拥有了公民的身份,他们中的一些以前甚至是“蛮族”的首领。一个人若能游历从英国到北非,从西班牙到土耳其的广袤地区,亲眼看见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古罗马遗存,就不难理解为帝国的所有精英构建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需要付出多么浩大的开支。在图拉真和哈德良时期,罗马帝国繁荣富强,君临万方,其境内的不同种族也纷纷服膺于罗马文化。这使人们很容易想到,罗马帝国简直就是雄踞于地中海地区的另一个中国。公元2世纪以前,帝国的政治精英来自整个地中海地区,他们被罗马皇帝派遣到各个行省,以强化帝国的统治(Potter 2004: 第2章)。

但是好景不长,在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执政时期,帝国开始转入守势。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因为沉重的军事压力,整个帝国被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虽然在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实现了统一,但是他将帝国的首都迁离罗马,这一举措从长期来看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分裂。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必须要同时统领驻扎在欧洲和亚洲的庞大军队。但是皇帝本人在特定的时间内只能出现在其中的一个地区,所以他必须指定一个人在他不在时统领军队。这样一来,驻扎在帝国另一部分的优秀军事统帅,就会成为皇权至为可怕的威胁。也正是因为如此,不到一个世纪之后罗马帝国就渐趋崩溃了(公元410年)。当然,罗马帝国的覆灭并没有一个精确的日期,西罗马帝国灭亡于公元480年,而东罗马帝国则又顽强支撑了1000多年。在这期间,东罗马帝国的领土缓慢而持续地被奥斯曼帝国蚕食。但是奥斯曼帝国却也无法扩张至多瑙河以北、阿尔卑斯山以西的欧洲地区。

与中国的皇帝一样,罗马帝国的皇帝也面临着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而帝国能够在这样的情势下得以维系,就说明他们至少在某一个阶段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帝国面临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因为缺乏固定的继承制度而引起的政治动荡;二是边境以外的族群给帝国带来的持续威胁。具体地说,罗马皇帝首先是一个军事首领。从凯撒大帝和奥古斯都大帝以军功获取帝位之时,这就形成了一个惯例。这样一来,任何人要想登上皇位,都必须得到军团和禁卫军的支持。罗马帝国的皇帝很少有正常死亡的,大多都死于自己的亲属、野心勃勃的将军和狂暴的士兵之手,还有几个后期的皇帝死于战场。继位之争持续白热化,是因为既没有规定说只能一个有皇帝,也没有任何制度规定军队作为一个整体要怎样选择最高统帅。所以在公元69年时,驻守西班牙行省的将军加尔巴(Galba)可以起兵反对皇帝尼禄(Nero)。一般说来,在成功地震慑了前任皇帝或赢得了一些关键性战事之后,篡位者就能够得到元老院的认可(Potter 2004: 第3章)。所以,在暴君尼禄和康莫德斯(Commodus)死后出现的政治动荡,以及更加漫长的“三世纪危机”,都是围绕着谁能继承皇位而展开的争斗。但是尽管有这一致命的缺陷,罗马帝国仍然能在激烈、血腥的争夺中屹立不倒。

罗马帝国面临的第二个威胁是与周边民族的军事冲突。这种冲突的烈度和性质因时代而有差别。在罗马帝国的东部边境外,盘踞着一些组织有序的政权。公元二世纪以前(奥古斯都大帝之后的两个世纪),罗马帝国的东部边境本是无足轻重的,罗马军团在这些地区遭遇的抵抗微乎其微,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边境线划到任何位置。但是到卡拉卡拉统治时期,帕提亚王国已经拥有了一支相当强悍的军队。在公元217年的战役中,这支军队战胜了罗马人。而波斯萨珊王朝的兴起又引发了更多的战争,甚至连瓦勒良(Valerian)皇帝都在公元259年的时候成了波斯人的俘虏(Potter 2004: 254—256)。尽管东部边境的战争像国内的继位之争一样,既耗费时日又劳民伤财,但那仍然是可以应付的威胁。事实上,即使在瓦勒良被俘之后,帝国东部仍然是更有价值且更加安全的地区。

罗马帝国真正的心腹大患来自北方。在从黑海到北海的区域内,居住着一些半游牧的民族,他们的军事力量也在这几个世纪中强大起来。尽管公元9年瓦鲁斯在条顿堡森林战役中遭到惨败,但是直到公元259年蛮族入侵意大利之前,罗马帝国仍然能够对周边蛮族保持军事上的优势。直到公元378年,皇帝瓦伦斯(Valens)的军队在哈德良堡战役中被彻底击溃,罗马帝国才真正遭到致命的一击。但即便如此,这个帝国仍然没有崩溃。与中国皇帝一样,罗马皇帝也非常善于笼络周边的蛮族。公元270年以前,皇帝奥勒良和他的继任者为了稳定边境地区,不时地拉拢周边的日耳曼部落。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当时罗马的政治结构正面临着巨大的调整,驻守在不同地区的军团拥护不同的领袖,上层之间的争斗也愈演愈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非常棘手的难题。戴克里先(Diocletian)统治时期,推行了一项尝试性的改革措施——四帝共治。即将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每一部分各以一位主皇帝统治,再各以一位副皇帝辅政。这个统治集团的成员可以为帝国各地的军团任命足够的将领,同时也有利于笼络一些心怀异志的人。到君士坦丁一世时期,这项改革最终失败了,但是将帝国一分为二的可能性却延续了下来。

与此同时,在帝国的西边,罗马军团成功地征服了广袤的、人烟稀少的地区。只要罗马帝国能够继续保持其军事优势(直到马可·奥勒留时期确实如此),帝国西部的军团就能较为有效地控制局面,皇帝作为军事领袖的能力也就并不那么重要。但是蛮族不间断的西迁却使这种平衡难以维系。事实上,这些人烟稀少的地区也很难供养驻扎在这里的庞大军团,这些行省也难以为军团提供足够的兵源。因此,罗马皇帝从日耳曼部落征召雇佣兵,如果他们忠诚地为帝国服务,就将他们永久性地安置在帝国境内。因为罗马帝国的边境上设置了重重屏障,最靠近边境的蛮族部落也长期受到远道迁徙而来的其他部落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势力都不可能置身事外。那些靠近边境的部落就像中国的边境少数民族一样,与罗马帝国保持着密切的来往,时而并肩作战,时而兵戈相向。公元378年击败了瓦伦斯皇帝的哥特人就是匈奴西迁的受害者。他们于公元376年被获准进入罗马帝国避难,然而由于不堪忍受地方官员的压迫与欺凌,他们最终选择了反抗。从那时起直到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洗劫罗马,西罗马帝国的颓势已不可逆转。不论是身处君士坦丁的皇帝还是日耳曼蛮族的领袖,都无法再度实现帝国的统一。

从中国历史的经验来看,罗马帝国的崩溃也是势所必然。人们长久以来都相信,一个建立在武力征服基础上的政权是不可能持久的。然而真正令人诧异的是,重建罗马帝国的努力也一再失败。尽管其东边的一部分后来演变成拜占庭帝国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但是其西边部分在整个中世纪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尽管在近代早期开始出现建立民族国家的浪潮,但是若以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民族国家的疆域实在不值一提。事实上在中世纪的欧洲,拓展领土最有效的方式并不是征服,而是继承或联姻。

为什么欧洲长期处于分裂割据之中呢?公元259年之后的蛮族入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蛮族入侵极大地改变了其所到之地的人口结构和政治制度(Bury 1928:37)。罗马帝国的西边部分人口稀少是历来如此,还是因为瘟疫和战乱?这一直是历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蛮族入侵与军事精英征服农业帝国的过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与蒙元入主前的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相比,蛮族入侵的过程要漫长得多,而且还带来了持续不断的政治变迁。传统的观点认为,这些属于不同种族的人们在文化、行为和政治结构上与罗马帝国格格不入(Bury 1928)。但事实上,这种观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些所谓的“蛮族”与罗马人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他们对罗马文化的认同程度远远高于人们此前的估计,一些蛮族的首领甚至还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最新的研究也指出,在罗马帝国东部和西部的边境上,人们对于身份的定义其实是相当灵活易变的(Geary 2002)。在突破罗马帝国的边防线(或者成功地占据一部分罗马帝国的领土)之后,入侵者们随即面临着重建政治秩序、维持长期统治的新任务。例如,勃艮第人的首领即面临着多重的挑战。首先,他必须保持号令军队的能力。如果没有军队,他的统治权将会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第二,他必须妥善地治理那些臣服于他的土著居民。一般说来,土著居民的数量远远大于征服者的数量。所以如果不能成功地在他们中间树立权威,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会捉襟见肘。为了达到这两个目标,蛮族领袖通常会将自己装扮成罗马帝国的继承人。然而在公元400年至800年期间,这种正统观念逐渐消减了,因为当时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更高的权威可以提供确定无疑的庇护。例如,勃艮第王国就已被法兰克王国吞并。局势的变化不断证明:为了抵御新的征服者和虎视眈眈的邻国,一个统治者只能依靠他势力范围之内的民众。这样一来,那些有助于帝国重建的文化理念和政治实践逐渐崩溃了,而地方认同感和区域共同体却在不断地形成和强化。

罗马帝国在西欧的部分崩溃了,但是在东地中海地区的部分却延续了下来。事实上,这个以君士坦丁堡(后来的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帝国有着相当顽强的生命力。罗马帝国的直系继承者们在几个世纪之中成功地维系着一个幅员广大的政权,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和北非的一些贸易港口。在公元378年后的半个世纪中,拜占庭帝国是罗马帝国最富有、最强大的继承者(Ostrogorsky 2002),也使得罗马帝国的知识和文化得以薪火相传。然而与同时期的宋朝一样,拜占庭帝国也无法以武力恢复帝国曾经的幅员。经过旷日持久的僵持与战争,君士坦丁大帝的继承人最终被穆斯林统治者所取代。穆斯林不仅占领了罗马帝国东部的所有领土,还夺取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但是除了一些可圈可点的军事胜利(如占领西班牙和法国的一部分、挺进巴尔干),不论是阿拉伯人还是土耳其哈里发都无法使罗马帝国破镜重圆。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地区,他们前进的脚步屡屡受阻。因此在公元800年以前,罗马帝国的领土已经被肢解为东边的一个大国和西边若干个动荡不定的小国。

中世纪西欧的历史学家往往对拜占庭帝国抱着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封建制度未曾生根的国度。这显然是一种偷懒取巧的作法,因为它使得罗马帝国最重要的继承者被排斥在欧洲史之外,从而也被摒弃在中欧比较的视野之外(Patlagean 2007)。我们认为,忽视欧洲历史上的拜占庭帝国,带来了两个亟待纠正的负面影响:第一,使得罗马帝国成为了历史的异数。人们反而倾向于认为,政治分裂才是欧洲大陆西部地区的常态。例如伊比利亚半岛,在罗马人从迦太基人手中夺取这一地区之前它就是分裂的,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因此,如果没有拜占庭的反例,欧洲的政权似乎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而言始终就是分裂割据的。第二,拜占庭帝国的存在提醒我们,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其实一直在这个政权中延续,它并未像亚特兰蒂斯一样永远沉没于大海之中。即使是在西欧,帝国的观念也始终不绝如缕。

人们之所以不能忘却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是因为它唤起了后世处于分裂中的欧洲人对安宁与富强的渴望。然而即使是查理曼大帝(800—814在位)和查理五世(1500—1556在位)的帝国,都未能逃脱支离破碎的命运。查理曼大帝尽管从未试图征服英格兰和北非,而且在征服西班牙的战争中也遭遇种种挫败,但他成功地控制了从法国到德国,从荷兰到意大利的狭长地带。完成征服之后,他又通过教皇加冕的方式巩固自己的统治。除此之外,他还建立了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以期提供公共服务、巩固政权。但即便如此,他的帝国仍然未能长久延续。他去世之后,他的三个儿子分割了帝国的领土并自相残杀。最后帝国的东部领土延伸到意大利,成为“神圣罗马帝国”,而西边部分则成为法兰西。在此之前,欧洲的所有政权(包括王国、公国、候国、主教辖区等等)都与此帝国没有正式的封建从属关系。

在公元1000年前,欧洲各小国君主从查理曼帝国得到的教训是,无论如何不能使王位传承成为国家分裂的契机。因此,以往的“优胜劣汰”或“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被长子继承制所取代。在一个君主有多个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长子继承制确保了一个国家不会被割裂为几个部分。但是如果一个君主统治着多个国家,他还是可以把每个国家分给不同的继承人。如果当时的君主能将新得的领土与原有的领土合并为同一个国家,欧洲的政治进程也可能会被彻底改写。

但事实上,欧洲君主们所做的却恰恰相反。他们并未致力于整合不同的领土,而是正式地承认各种地方性的惯习。包括不动产形态、主佃关系、继承制度、度量衡、税制、征税办法、贸易保护制度等等。事实上,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不同的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往往是根据其社会地位、职业归属和居住地来划分的。直到17世纪这种做法仍然普遍存在,也就使得政治空间被人为地分割开来。下面我们不妨以西班牙的查理五世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他所统辖的领土范围与查理曼大帝不相上下,但是这些领土却被分割为互不相干的二十几块。他是卡斯提尔、阿拉贡、那不勒斯、西西里的国王,也是奥地利的大公、尼德兰的公爵,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尽管卡斯提尔和阿拉贡这两个王国由斐迪南一世和其妻子伊萨贝拉一世联合了起来,但这两个国家仍然用着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治理,只是两国的王位将由同一个人来继承。即使在阿拉贡狭小的国土之内,不同的地区仍然是各自为政,其中较为重要的地区包括阿拉贡、瓦伦西亚、巴塞罗那县,以及同名的巴塞罗那市。

为什么欧洲的君主愿意接受对自身权利如此严苛的限制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他们当然深知,将政治和经济权利赋予某些特定的群体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然而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既有效地消除内乱又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如果一个统治者能够为其治下的民众提供稳定、富足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就像全盛时期的罗马或公元1000年时的中国那样,民众也许愿意把更多的权力让渡给他。但是众所周知,统治者能够向民众承诺的,也无过于丘吉尔所说的“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事实上,欧洲君主之间激烈的领土之争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而且各国君主们也都乐于加入这场竞赛。这必然使得将财政税收用于地方建设的承诺变成空头支票。因此,不同地区的民众都明智地保留了其地方性的特权,以限制君主的军事野心。当然,一个心心念念于领土扩张的君主,基本上不可能取消相邻领地之间的通过税。因为这会使他的收入锐减,更会使他在关键时刻捉襟见肘。从欧洲和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可见,帝国和割据政权的政治经济逻辑是截然不同的。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还要进行更加系统、深入的分析。

以前的许多研究都曾提出,中国和欧洲的政权规模塑造了其不同的经济变迁轨迹。但他们的论点是,欧洲诸国的政治竞争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中华帝国的统一则导致了经济的停滞。而我们将要证明的是,政治竞争其实带来了非常沉重的代价。政治竞争和旷日持久的战争的确给欧洲带来了一些优势,但基本上是间接的、出人意料的。而在18世纪以前,帝国体制给中国带来的直接的、水到渠成的正面影响,远远超过政治竞争带给欧洲的间接的、意料之外的收益。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对欧洲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比较,将立足于政权空间规模的差异。我们还会证明,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和制度差异都同等重要。一些曾经被认为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差异,在欧洲和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并不十分清晰;而另一些常常被假定存在的中欧间的差异,事实上也并不像之前的研究所描述的那么绝对。

在本书的第一章,我们追溯了中华帝国相对稳固和欧洲长期列国纷争的原因。军事和国内政治变化显然是塑造这两条历史轨迹至关重要的因素。直到查理五世统治时期,欧洲在全世界还是默默无闻的,而中国也对亚洲大陆的西端甚少措意。然而在应对草原游牧民族方面,中国和欧洲却有着许多共同的经验。在这些纵横欧洲大陆的侵略者中,13世纪的蒙古人无疑是最令人生畏的。自称具有蒙古血统的帖木儿大帝(1336—1405),是最后一个同时撼动东西方诸国的游牧民族领袖。在他之后,草原游牧民族不再具有彻底征服中国和欧洲的能力。于是在接下来的4个世纪之中,中国和欧洲的政治史就显得越来越疏离,而促使其各自经济发展的因素则既有相似之处,但也渐呈“分流”之势。在接下来的五章中,我们将探讨帖木儿大帝之后中国和欧洲在政治空间上的差异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些差异将有助于我们看清,中国和欧洲的经济究竟有哪些共同点,在近代是怎样分道扬镳的,以及为什么时至今日,政治规模的差异仍然能影响欧洲和中国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