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对农业工业化的理论依据提法有多种,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二元结构理论、恩格尔消费理论、规模收益递增理论及贸易条件理论等。世界各国农业工业化的实践证明,正确认识这些理论依据是制定合理的农业工业化战略的前提。
1.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以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A.刘易斯的观点为典型代表。这一理论模式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把一部分劳动生产率很低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中去,整个社会生产力就会增加。
关于劳动力如何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的问题,刘易斯认为,工人的工资收入只够养家糊口,储蓄很少。因此,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资本家利润即剩余的使用。当然,资本家也要消费,因此,有一部分利润不能用作储蓄。但为分析简便,刘易斯假定资本家的利润全部被储蓄起来,以作投资之用。当资本家的利润被用于投资时,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量就增加了,从传统农业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就更多了。这个过程可用图4-1来描述。
图4-1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图式
在图4-1中,横轴OL代表劳动,纵轴OD代表劳动的边际产品和工资。OA表示传统农业部门劳动者的收入,OW表示现代工业部门的现行工资水平。由于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因此,劳动供给曲线是一条平行于横轴的水平线(WS)。刘易斯假定工业部门只使用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资本是稀缺的,初始资本为K1,对应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为D1D(K1),并且向右下方倾斜,以表示在既定的资本量下,随着劳动投入的增加,劳动的边际产品递减。由于现代工业部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工资,雇佣工人数量为OL1,从而达到均衡状态,总产量为OL1FD1,工人工资总额为OL1FW,资本家利润为WFD1。假定资本家将全部利润用于投资,资本量由K1增加到K2,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曲线相应地由D1D(K1)外移到D2D(K2),并且与劳动供给曲线WS相交于G,雇佣工人由OL1增加到OL2。在这一点再次达到均衡,总产品增加到OL2GD2,工资总量为OL2GW,利润总额为WGD2。资本家将增加了的利润再用于投资,资本又由K2扩大到K3。在此情况下,按照以上相同的分析可得出资本家的利润总额为WHD3。这个增加了的利润再次转化为资本并投入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出的传统部门劳动力规模再一次扩大,创造出更多的产出及利润并再次用于投资。这一过程一直可以进行到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为止。而一旦到了这个时候,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会得到提高,所有生产要素都将体现出稀缺性,劳动者的收入将会得到增长,国家由此将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
尽管这一理论是将农业存在剩余劳动力,但城市不存在失业,工资水平与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等假定作为分析基础的,因此存在许多局限性。尽管如此,它把劳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创造资本的作用提到极其重要的位置,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需要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化的结论也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赞同,湖南经济界的同仁们也在不同程度上认同了这一理论。湖南农业工业化作为工业化的特殊,就是在这种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在农业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工业(以及其他非农产业),并以此为契机,改造包括传统农业在内的落后的农村经济的过程。这一概念表明了农业工业化可以成为打破二元结构僵局的重要力量,也表明了依靠农业自身经济成长力量也可能实现二元结构转换的目标,同时,农业工业化发展可降低解决二元经济矛盾的难度。因此,二元结构理论为农业工业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2.规模收益递增理论
规模收益递增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产生并维持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因,它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很早就被经济学家所认识。规模收益递增是指一个行业的生产规模扩大后,收益增加幅度大于规模扩大的幅度。我们可以通过图4-2来说明。图中由A点到B点,两要素的增加比例为L1L2/OL1=K1K2/OK1<1,而产量增加的比例为100%,产量的增加比例大于两要素增加的比例,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有OA>A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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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规模收益递增
早期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于1943年提出的“大推进”理论是最典型的以外部经济和规模收益递增为理论基础的工业化理论。在此方面,“大推进”理论有两点创新,一是关于“过剩农业人口”或隐蔽失业问题。“过剩农业人口”虽然是一个弱点,但也可能成为发展的力量源泉。因为过剩农业人口的存在,给工业发展提供了无限弹性的劳动力供给,使工业工资成本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从而获得某种外在的经济利益。二是劳动力技能外在经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要求对劳动力提供训练和技能,使农民成为专职或兼职的产业工人。而在奴隶制度废除之后,由于受过训练的工人可以与没有提供训练费用的雇主订合同,就使得任何人对工人训练的投资,都将承担因不能得到提高了的生产力所带来的利益风险,从而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工人的教育和训练会低于最适度的水平,这也要求政府对工人的训练和教育进行投资规划。这两个方面的创新都表明了工业比农业更容易获得规模报酬递增,因此罗森斯坦·罗丹主张工业化。
经济学家张培刚也较早且较系统地提出和论述了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并把规模收益递增的思想运用到农业工业化问题中,他认为:“在制造业中经济进步的条件是收益递增的存在。”“工业化是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工业进步的经济利益,主要是以收益递增的形式,不断地创造出来,而且全部或局部地得到实现。”
另外,发展经济学家的先驱人物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1958)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以“联系效应”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的工业化战略。他认为,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着“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前者是指一个部门同吸收它的产出的部门的联系,后者是指一个部门同向它提供投入的部门的联系。发展中国家要谋求发展,就需要把资源投入到联系效应比较大的部门。他断言,农业缺乏通过联系作用创立新的活动的直接推动力,这是农业的一大弱点,而工业在这方面却占有很大优势。所以,赫希曼主张政府集中投资于工业,因为投资工业总是要比投资于农业更能使经济快速稳定地增长。赫希曼主张不平衡发展的工业化,是以规模收益递增为理论基础的。
3.恩格尔消费理论
此理论表明:食物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与家庭收入成反比,即当人均收入很低时,总支出用于食物和必需品的比例很高,而用于奢侈品的比例很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食物和必需品的消费支出比例下降,而奢侈品的消费支出比例上升。食物和必需品基本上是农业部门或第一产业生产的,而奢侈品基本上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即第二和第三产业生产的。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必然上升。而为了生产更多的工业消费品,资本品工业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由于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低且随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呈下降趋势,因而,经济发展或工业化一旦达到使人们获得“合理的”生活水平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值和就业份额就要下降,同样,纯农业在大农业中的产值和就业份额也要下降。这样,农业工业化就是适应消费结构变动要求的,或者说消费结构的变动是工业化或农业工业化的理论基础之一。
4.贸易条件理论
与恩格尔消费理论密切相关的是关于工农业之间贸易条件的理论,即发展经济学中人们通常所说的“普雷维什—辛格命题”,通常也被称作为工业化的理论依据之一。
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1950)和辛格(Hans Singer,1950)几乎同时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呈现出恶化的长期趋势的观点。这种趋势推断的理论依据是: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低于制造品,节约使用进口原料的技术进步,以及初级品与工业品输出国之间的市场结构差异。按照贸易条件恶化的假定,普雷维什建议,为了扭转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改变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努力发展自己的工业,以替代进口。为了改变单纯出口初级产品特别是农产品的不利地位,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实现工业化以发展多样化的生产和出口,这成为贸易条件恶化假定的逻辑结论。
总而言之,无论从取得递增收益还是从转变结构以加速经济增长来看,也无论从适应需求结构变动还是从实现生产和贸易的多样化以避免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来看,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农业工业化都是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发展经济学”就是因为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湖南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省,推进农业工业化也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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