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研究的对象是创新型经济圈，在本节的第一部分对经济圈及其相关理论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了分析，还需要对创新及其相关理论进行研究，而对创新理论的研究首先需要对知识和知识相关的理论进行分析。

1.知识的内涵

知识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外延非常宽泛的概念，自古代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以来，众多哲学家已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许多讨论。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各个学科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早期西方哲学家在探讨何谓知识的问题，都是立足于知识是不证自明的基本知识，柏拉图认为知识就是经过验证的真实信念。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将人类知识分为三大类，即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所谓纯粹理性，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大致是指几何、代数、逻辑之类可以精确研究的学科，如今还应该包括某些自然科学（如传统的物理、化学），但是并不包括所有的自然科学（如宇宙起源理论和生物进化理论）；实践理性则是人们在实际活动中用来做出选择的方法，用来确定命题之真伪、对错，行为善良与否，如伦理学、政治学，还包括另外一些科学技术；技艺则是那些无法或几乎无法用言辞传达的、只有通过实践才可能掌握的知识。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尝试综合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说法（Nonaka&Takeuchi，1995），认为知识的产生必须依靠理性主义的逻辑思考与经验主义的感官知觉互补运作。黑格尔则认为知识起源于感官的知觉，并且它经过理性辩证而变得较客观合理。二者的观点是整合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而形成的互补性观点。它奠定了20世纪人们对知识起源的认识。

随着人们获取知识手段的增多、获取知识量的增大，对于知识这个概念的定义就更加复杂，它是多种因素的集合体。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认为知识是一个多面向而且多层次的概念，因此依循哲学的根源，将知识定义为“有充分根据的信仰（Justidied True Belief）”（Nonaka&Takeuchi，1995）。根据对知识动态特征的研究，Devanport&Prusak（1999）指出：“知识是一种流动的综合体；其中包括结构性的经验和价值，以及经过文字化处理的信息；此外，包括专家独特的见解，或是为新经验的评估、整合等提供架构的信息。知识不仅存在于文件与储存系统中，也蕴含在日常例行的工作、过程、惯例与规范中。”这一定义使得对知识的内涵定义的更为宽泛。

综合前人的研究，Alvai and Leidner（1999）把对知识的定义概括为五种观点。分别为：心智活动观点、实体观点、程序观点、存取信息的情境观点和能力观点^[11]（见表1.1）。

表1-1　知识的内涵

资料来源：Alavi M，Leidner D E.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issues，challenges，and benefits Communications of the AIS，1999，1（7）：1～37

英国哲学家波兰尼在其名著《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中对知识给予了广泛的讨论，他不仅对知识内在性质进行了深刻分析，将知识分为两类：明示性知识（明晰知识）和默示性知识（暗默性知识、默会知识），而且还概括了知识获得的过程。明示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指的是可以用文字、公式、图表等形式化符号进行编辑的结构化知识，默示性知识（tacit knowledge）指的是很难用文字、公式、图像等形式来表述清楚的、难于共享的知识、隐含于过程和行为中的非结构化知识。转移知识的性质不同，知识转移的方式也不同^[12]。波兰尼的知识观也被其他的学者认同，汪丁丁认为，知识是理解了的信息，知识是理解信息的过程，信息中包含着知识，如果人们不能理解它，它也只是信息而不是知识^[13]。丹尼尔·克莱因在其《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一书中指出，“知识不仅仅只是信息，它还是一种解释和判断。”而根据OECD的《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一书，根据知识的内容可以将知识分为四种类型：事实知识（know-what）、原理知识（know-why）、技能知识（know-how）和人为知识（know-who）。前两者属于明示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后两者属于默示性知识（tacit knowledge）。Nonaka&Takeuchi（1995）也提出明晰知识是有规则、有系统可循，可以用文字和数字来表达，易通过具体的数据、科学公式、标准化的程序或普遍性的原则来分享和沟通。而默会的知识既不易看得见也不易表达。由此可知，默会的知识极为个人化且难以形式化，因而不易沟通或与他人分享，像主观的洞察力、直觉和预感等都属于内隐性的知识。

因此，知识是人类对外部世界认识和感知的过程，是人类基于现有认知水平对外部世界认识、感知的结果，包含着人类自身对世界的理解、信念和重构，是在不断的交流与反馈中修正、完善和提高认知能力的过程。而知识转化为创新是知识的价值所在，这不仅会促进效率的提高，利益的增加，而且会使个人、组织乃至团体的运作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知识交流机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将促使知识向创新转变。

2.知识的转移^[14]

1980年，Bayh-Dole法颁布，允许大学对其员工或学生从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取得的新发明进行授权与命名，这一年在美国，从大学部门到公司部门，知识产权的交易得到了最大幅度的增长（Fearn，2008）^[15]。1985年，英国也追随此法，将在大学里利用公共资金研究而产生的知识产权交给这些大学（Hague和Holmes，2006）。这些法律允许大学将自己的知识产权转交给公司，或是建立新的公司使得这些新发明商业化，因此缩短了创新进入市场的时间。关于公司从大学中分离出来，从而作为大学研究成果商业化的途径，存在大量相关公共政策的讨论。然而，一些实例表明，授予知识产权给一个已存在的专业公司，或是授予对这类知识产权有着商业化研究经验的公司，比大学创建和分离出子公司更有效率。

Teece（1977）最早提出了知识转移的思想，认为企业通过技术的国际转移，能积累起大量跨国界应用的知识。此后知识创造、转化利用等模型逐渐产生^[16]。1995年，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提出了最为著名的SECI模型，为知识转移、知识创造提供了理论依据。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外开始了对知识转移的众多讨论。知识转移是组织内或组织间跨越边界的知识共享，即知识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组织或个体之间进行转移或传播，此处用转移而不是扩散这个词，是强调知识转移不仅是知识的扩散，而是跨组织或个体边界的有目的、有计划的共享^[17]。这一阶段知识转移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单个公司、跨国公司、合资企业、企业联盟等之间的知识转移，其研究的领域主要是企业知识管理、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学、信息系统、经济学和战略管理。现今知识转移的研究对象扩展到了教育学、社会学甚至医药卫生等诸多学科领域。以下从五个方面对知识转移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和总结。

第一，知识转移内涵的界定

Szulanski（1996）认为，“知识转移是组织内或组织间跨越边界的知识共享，即知识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组织或个体之间的转移或传播”，这个定义强调知识转移不仅是个体自身、组织内部的知识扩散，而且是跨组织或个体边界的有计划、有目的的共享^[18]。Jensen和Meckling（1996）认为，知识转移包括存储知识、处理知识的能力以及知识输入、输出大脑的途径^[19]。Holtham（2001）指出知识转移是一种具有重建行为的沟通过程，并且它需要具备应有的知识才能完成转移^[20]。Harem等（1996）认为知识转移的前提是信息接受者有了与信息发送者相同的看法^[21]。Davenport和Prusak（1998）也提出知识转移包括两个重要的步骤，首先将知识传递给潜在的接受者，第二步是由接受者加以吸收利用^[22]。Dixon（2000）认为知识转移是在组织内部，一部分的知识应用于另外一部分。针对信息网络的出现，Magnus Persson（2006）将知识转移的外延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扩展，认为基于网络的知识转移需要采取网络教育或网络培训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知识发送者以授课的方式向知识接受者传递知识^[23]。谭大鹏、霍国庆等（2005）对知识转移的界定如下：“知识转移是在受控环境中实现知识从拥有者到接受者的传播，从而缩小人类个体或组织之间的知识差距并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过程^[24]。”马庆国等（2006）将知识转移定义为知识从知识发送方传递到知识接收方的过程，知识接收方通过知识传输途径，从知识发送方接收知识，通过学习机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知识并用来指导行为^[25]。姜海（2007）将知识转移界定为知识在不同层次的对象间流动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在知识的价值实现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26]。(www.daowen.com)

以上国内外学者对于知识转移定义研究可知，知识转移的发展是在个体、组织和团体内部及其它们之间进行的，知识转移的成功发生需要知识发送方和知识转移方的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机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根据知识转移的对象和环境的不同，知识转移的方式和难度也会不同。

第二，知识转移的机制与规律

最早提出知识转移机制的学者是Davenport（1998）和Prusak（1998）等人。其中最知名的是Zack（1999）和Hansen（1999）等人。他们将知识转移机制分为两种类型，这是按照知识类型的划分：即个人化策略和编码化策略。其中在个人化策略的方法中，知识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转移形式简称为（F-2-F）；而在编码化的方法中，知识通过被仔细编码，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扮演核心角色^[27]。根据这种思想，S.M.Jasimuddin（2007）认为知识转移的机制主要是技术手段，根据隐性知识的成分多少从电话、电子邮件、F-2-F、LotusNotes等方式中选择一种合适的知识转移机制。除此之外，他针对从事软件开发的跨国公司的知识转移，认为知识转移机制涉及3个方面的变量：人际关系、地位身份以及知识发送者与接收者的距离^[28]。根据Kim的研究，他认为知识转移的媒介分成市场媒介与非市场媒介，而基于知识转移媒介与知识供应者的态度两个维度可以得出知识转移的机制^[29]。Morten等人在对企业知识管理策略考察的过程中发现，企业知识管理不仅需要采取针对显性知识的策略，还需要针对隐性知识转移的策略，这一点优于那些只重视其一而使另一种策略处于次要地位的企业^[30]。

第三，知识转移的过程

王开明等（2000）认为知识转移的过程首先是发送者在自己的知识库中选择整理知识，然后经过中介媒体到达接收者，再经过接收者的接受和理解过程，到达接收者知识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送者和接收者的知识和经验感受，特别是共同的知识、经验和感受将影响知识转移的效率和结果，并且知识通过中介媒体时还会吸收环境中的各种噪声^[31]；Haghirian（2003）认为知识转移的基础就是一个简单的通信模型，这个模型中包括知识发送方（Sender）和知识接收方（Receiver），在知识转移的过程中发送方发送信息，将知识编码成适合传递的形式（Suitable form）通过转移通道（Channel）将之发送给接收方，接收方接收信息（Information）并进行解码，然后在自己所处环境下理解知识。周晓东、项保华（2003）把这种描述知识转移过程的方法称为基于信息转移的知识转移模式^[32]。

第四，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

J.L.Badaracco（1991）认为使知识快速转移必须满足四个条件：知识必须是明确而且是成体系的；组织中某一个人或团队能够了解、消化并且能够吸收这些知识；这些人或团队必须有足够的诱因去担任此项工作；在知识转移过程无障碍的条件下，组织内或团体内人员才能够尽力去执行^[33]。此外，成功的知识转移不仅依靠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鉴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环境，成功的知识转移应该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同一地区或同一行业的组织进行合作，以提供更优化的方法与产品。

Bardaracco（1991）的研究明确指出知识本身的特性和知识接受的可能性是知识转移过程中涉及的两大因素。Kogut和Zander（1993）指出知识转移过程会受到知识内隐、外显等知识特性的影响，显然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转移的难易程度明显不同。进一步的，Kogut和Zander证明编码知识可以快速转移^[34]。Simoni（1999）指出组织差异程度、文化距离、知识传送者所能保持的心态、知识接受者经验及信息技术运用程度等因素会影响知识的转移与接收^[35]。Kogut和Simoni（1999）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知识的隐性、复杂性、可编码性、专有性等都对知识转移有较大影响。通常情况下，知识越隐晦、越复杂，那么知识就越难于编码，而知识越专有，那么就越难于转移。

Lahti（2000）等认为，知识转移包括传递与扩散两个动作，公司里的沟通、会议、人员接触以及员工的培训皆是知识传递的方式，外显知识可通过一些媒介转移，这些媒介例如书本、资料库、档案索引系统等，而内隐知识需要通过人员的行动或人际间的合作来转移，这种合作是建立在相互间的信任和拥有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信任是知识转移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36]。当今网络时代，网络组织的内部及其组织之间，信任对知识转移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张莉等（2005）认为影响知识转移的因素大致有四个方面：组织关系的性质、组织的性质、转移知识的性质和转移过程的性质^[37]。彭灿（2005）指出，有3种因素，即知识的性质与内容、知识供给方的知识传授能力、知识需求方的知识学习能力会对虚拟企业中组织间知识转移产生重要的影响^[38]。刘芳、欧阳令南（2005）探讨了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通过研究跨国公司内部的知识转移机制，认为其知识转移受母公司转移知识的意愿、子公司吸收知识的能力、知识特性、母子公司之间的文化差异影响^[39]。马庆国等（2007）进一步研究表明，知识接收方的吸收能力以及所转移知识特征对知识转移的作用不同，沟通能力对双方关系的影响作用也不同^[40]。马骏等（2007）则研究了知识转移成本的问题，他认为知识隐含性、知识距离、知识接收者与知识传授者之间的职位差距、信任均会影响知识转移的成本^[41]。疏礼兵（2007）研究指出知识内隐性、转移意愿、传授能力、信任的关系、知识距离和吸收能力是影响团队内部知识转移的重要因素^[42]。

从上述对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知识转移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创新网络这个大环境中，具有不同的创新主体，而不同的创新主体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在研究知识转移的过程中，要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和创新的主体，充分考虑影响它们知识转移的主要因素。

第五，知识转移模型

Nonaka根据知识创新活动的特点，提出了著名的“知识螺旋”（SECI）模型，将知识创新活动分为社会化（个体到个体、隐性到隐性）、外化（个体到团体、隐性到显性）、整合（团体到组织、显性到显性）、内化（组织到个体、显性到隐性）四种模式，这实际上就是个体知识向组织知识转移的四个阶断^[43]。Nonaka进一步指出从隐性到隐性这个阶段，是知识创新活动最为关键的阶段。Szulansk等人认为，知识转移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初始阶段、实施阶段、调整阶段和整合阶段。第一阶段是初始阶段，这个阶段需要确认、识别受体需要的知识，企业或个人发现知识差距并寻找符合要求的知识；第二阶段是实施阶段，这个阶段知识接受者和知识转移者促成了转移的通道，知识转移双方共同选择转移媒介并开始进行知识和资源的交流，期间涉及到的知识源要根据知识接受者的反馈对转移的知识进行调整，以适应知识接受者的需要；第三阶段是调整阶段，知识接受者根据新的使用环境对转移的知识进行调整，开始使用这些知识并对使用后的绩效进行评价以决定是否将其制度化；第四阶段是整合阶段，知识接受者通过制度化，使转移知识成为自身知识的一部分^[44]。Myrna Gilbert和Martyn Cordey-Hayes（1996）提出了知识转移五步骤的模型（“知识获取-交流-应用-接受-同化”）^[45]。

从以上国外对知识转移模型研究的总结可知：知识转移是一个过程，并且知识转移的整个过程可以分为若干个阶段；知识转移的情景构成是知识转移能否发生的重要条件，知识的内隐性和明晰性是影响知识转移的容易程度的重要因素。而国外对知识转移模型研究的缺陷主要是没有建立知识转移的评估模型及定量研究模型。

我国学者对知识转移模型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马费成、王晓光（2006）提出了知识转移的两个模型：信息网络模型和社会网络模型，认为信息网络适合显性知识转移，有力地支撑了SECI模型的外化和整合过程，而具有高价值的隐性知识由于内隐程度高而难于内化，易于通过社会网络进行。缪小明、杨立国（2007）以网络的观点探讨跨国公司内部组织之间的互动及跨国知识转移的运作，并构建了影响跨国企业子公司知识流动方向的理论模型^[46]。柯江林、石金涛（2007）以知识型团队为背景探讨便于知识有效转移的社会资本形态，并在分析个体间知识转移矩阵的基础上，构建知识型团队知识转移与社会资本关系模型，这对于探讨知识转移与社会资本的匹配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47]。

以上对知识和知识转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本书研究的对象是创新型经济圈，创新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知识是创新的主要来源，所以需要对知识的内涵进行界定，而知识的转移是创新成功的关键步骤，以上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对知识的转移进行了分析，但是以上内容主要研究的是知识转移的模型、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在本书的分析中知识交流机制作为创新过程的主要行为机制，知识交流机制不同于知识转移，在本书的第五章对知识交流与知识创造、知识交流与知识转移进行了区分，知识交流机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新知识产生的阶段（知识创造），新知识扩散的阶段（知识转移）和创新产业化的阶段，通过这个过程，创新得以产生，并且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