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中，某些官员没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出现了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等问题，使官员群体失去民心，增加了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危险性，导致一些群众认为“官员无能”。比如在某些社会热点事件中，个别官员会把民众的正当诉求当成是“非正当需求”，处置方式欠妥，强化了官员与民众的矛盾。而少数官员对民众的不信任与民众对少数官员的不信任累积起来就会引发更大的事件，陷入恶性循环。

事实上，从氏族部落首领开始到科举制度，再到现在具有公共决策权力的党和政府，精英治国的思想、实践从不例外。在中国，精英治国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孔子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唯仁者宜在高位”，都主张精英治国。西方“希腊三贤”的提法与中国精英治国的体系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主张“贤人治国”。传统思想认为，历朝历代皇权的确立都是靠“打仗”取得的，因此皇帝会“任人唯亲”、起用“皇亲国戚”，事实却并非如此。从隋朝开始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就是“学而优则仕”精英治国的完美体现，科举制度打破了贵族世袭的现象，真正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改善了用人制度，让“寒门学子”也能“一登龙门”，真正做到了“不论出身、不论贫富”，是一种公平、公开、公正的方法。这种先进的体制形成了精英治国的体系，使得韩国、日本、越南等纷纷效法，更有欧洲传教士将科举制度传到欧洲，受到英、法等国思想家的大力推崇。(www.daowen.com)

以精英治国理念为基础，以提高公务人员素质为核心，加强队伍建设，是中国抵御执政风险、加强执政能力的关键。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要按照从严治党的要求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强化选拔的道德考量和标准，选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人，会直接影响党的执政根本。防止选人过程中的行贿和裙带提拔等现象影响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发生，坚持公开选拔、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和集体决定的原则，保证选拔任用在阳光下进行。在干部考核评价方面，要做到精准识别，注重干部个人平时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表现，建立健全干部廉政档案；完善干部激励约束机制，“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探索建立标准化、程序化、公开化的干部道德廉政考核体系，实现干部绩效考核的道德评价和实绩评价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