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代先贤们对政治生活的诚信问题有着理性的沉思和追问。孔子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对政府诚信就有很高的认知，把“信”列在了比“食”和“兵”还要重要的位置，“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4〕“信则民任焉”〔5〕“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6〕。商鞅也将政治诚信作为治国的基本法宝之一，“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7〕，并以自己“徙木立信”的实践和变法成效印证了自己的理念。荀子更是认为政府公信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地位，“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8〕。此外，管子的“诚信者，天下之结也”〔9〕，《吕氏春秋》的“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守”〔10〕，无一不说明了政府公信的重要意义。此外，政府公信也是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存亡的重要标志，“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11〕“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大治，纣弃义背信而天下大乱”〔12〕等。

可见，政府公信是直接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关系到国家的政治根基。因此，要完善制度建设和法律建设，为政府管理职能的充分实现提供法律基础和保障。要以实现深化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为目的，通过政府的“权力清单”等法治化手段调整政府的权力运行机制，以法律法规等进一步规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民众等之间的关系；同时，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修订政府行政管理法规，防止公务员“钻空子”；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提高政府政务和信息公开的透明度和约束力；等等。(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