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农业经济时代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绝不仅仅是因为养活人口多、经济总量大，与历朝历代推动经济变革的思想、政策、技术也分不开。从春秋战国时期到18世纪工业革命兴起，农业经济时代一系列的经济思想不仅推动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而且有些朴素的经济思想、理论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700年前，春秋时期管仲以“重商主义”为特征的变法思想帮助齐桓公创造了齐国盛世：“铁盐专营”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比凯恩斯提出的“国家干预经济替代自由放任”早了两千多年；他倡导的“放活微观、管制宏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宏观要稳、微观要活”的经济政策可谓一脉相承；他创立的通过价格、财政、税收等配套政策管理经济的做法，是现代国民经济治理体系的雏形；他主张的“刺激商贸、以商止战、鼓励消费”等政策，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商鞅变法以“重农主义”为特征，“废井田、重农耕、奖军功、统一度量衡”等政策，奠定了秦国由弱到强的基础，至今仍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中得到应用，惠及千年，影响世界。他提出“以农立国”的思想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一脉相承；“统一度量衡”是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基石；“郡县制度”是中央与地方分配权力的基本制度设计，被毛泽东称为“百代都用秦政法”〔11〕。

汉武帝刘彻变法“文治武功”，在中央集权下创造了经济繁荣，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推进所有制改革，将铸钱、盐铁、酿酒业收为国营，扩大规模、改进技术，取得了快速发展；流通改革，“均输、平准”，相当于统购统销、价格管理；炼铁技术装备的汉军，为开疆拓土奠定了基础。(www.daowen.com)

唐太宗李世民运用“科举制”与“小政府”铸就了“大唐朝”。他实行的自隋朝开始的“分科考试、自由报考、以绩取舍、中央裁定”的科举制度，一直沿用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考官级别最高、征用力度最大、实施效果最好、影响范围最广的人才政策；实行“六部制”，中央机关仅643人，是历代最小的政府〔12〕。

一千年前，王安石变法“理财、整军”，提出均输法、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是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整体配套改革，起到了发展生产、增加税收、富国强兵的作用，扭转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认为私人利益与财富扩张会威胁国家稳定，提出“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13〕，其“摧抑兼并”的方式导致变法以失败告终，导致后来的南宋、元、明、清的执政者对激进式变法望而生畏，所以其后近一千年里中国经济缺乏大胆的、系统的改革。

康熙为政宽仁，“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以勤先天下”；乾隆以“十全武功”收复疆土，铸造了持续一百三十多年的“康乾盛世”，使封建社会回光返照，1799年乾隆去世，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繁荣也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