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渗透在我省各地区时有发生，与爱国宗教组织争夺宗教领导权和宗教阵地。诸如“门徒会”的“门徒培训计划”、宣道会和恩乐儿童会“种子计划”等非法宗教组织活动时有发生，一些信教群众容易受到外国势力裹挟和利用。老牌邪教组织诸如“法轮功”“呼喊派”等妄图死灰复燃，新兴邪教组织诸如东方闪电（全能神）等极端宗教不断兴风作浪。在一些城市包括省会武汉市，“法轮功”邪教组织阴魂不散，昼伏夜出，甚至在一些偏僻村庄也有他们散播的反动宣传传单。在农村，打着宗教旗号非法传教的邪教比较盛行，据襄阳市南漳县有关部门反映，全县11个镇（区）都存在非法传教和邪教现象。由于点多面广，又隐匿于暗处，加上监管薄弱，年年打击，年年反复。这些邪教及非法组织屡经整治，依然有禁不止，甚至有从秘密活动转向公开发展的趋势。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结合调研分析概括如下：

一是“人治”传统作祟。中国传统“人治”思维及方式，表现为简单粗暴、以权代法，盲目地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少数党政领导、宗教管理部门人员，不懂得宗教发展规律，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没有将宗教问题、宗教工作上升到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而是一味地在固有的、僵化的、狭隘的思维观念中打圈圈，思想和行为上没有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二是社会转型与世俗化的影响。受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影响，信教群众人数增多，宗教活动场所需求增大，宗教活动频次增多，宗教教职人员数量增多等。信教群众的信仰由朴素单纯到渐趋复杂化，宗教活动场所少、宗教教职人员少与信教人数多、宗教活动多的矛盾日益突出，信教群众甚至宗教教职人员中一部分人世俗化倾向、功利思想越来越重，信仰不坚定、素养有待提高等问题也暴露出来。

三是宗教部门职能弱，管理上力不从心。从法治社会的要求而言，宗教事务应该由政府宗教部门依法实施管理，有关部门配合。但是，国家层面没有任何法律赋予它应有的过硬的职权，宗教部门的管理职能，还不如文化、旅游、文物等部门执法有据。政府的管理或被掩埋或被同质或被取代，有时与旅游、文物、公安、安全等部门职责任务交叉，形成多头管理，最终是大问题管不了，小问题又管不过来。(www.daowen.com)

四是《条例》本身存在欠缺。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将宗教事务管理纳入了法治管理的轨道，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不完备、滞后、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宗教涉及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在宪法上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问题，仅仅依靠条例进行规定，也是不妥的。

五是宗教团体作用难以发挥。爱国宗教团体力量普遍薄弱，有的宗教界人士热衷于追求政治安排，有的则热心于修建奢华宗教活动场所。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在群众中有威信有影响的宗教界代表人士呈现青黄不接的现象。在省、市（州）、县三级宗教团体的班子配备、工作条件及作用发挥上也逐级弱化，呈“倒三角”的配置状态，特别是承担着大量工作任务的县市一级基层宗教团体，基本上处于“无专职人员、无工作经费、无办公场所，空有一块牌子”的“三无一空”形同虚设的状态。有的宗教团体对内管理不民主，对外放任自流，导致教风不纯、信众失信、履职失当、管理无序，关键时候难以发挥作用。

六是国际环境及其他因素影响。国际敌对势力利用宗教问题进行渗透，与我争夺信教群众，争夺思想阵地，动摇党的执政根基。他们打着宗教旗号进行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利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斗争十分复杂，在农村和高等院校表现得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