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有着独特激励机制的干部队伍。我们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更需要一支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队伍。现在一些干部出现“为官不为”，既有他们对新形势新任务不适应的原因，也反映出相关保障激励机制有待重塑。保障激励机制改革实质上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环节。

保障激励机制，首先要保护和鼓励那些积极作为的少数领导干部，同时也要团结和争取其他的大多数干部来支持这些少数，进而形成推动改革的合力。率先谋划、努力引领改革者往往是领导干部群体，不作为也更多体现在领导干部群体身上，这就要求和一般普通干部群体相区别地设计差异化的保障激励机制，但重心要放在领导干部群体身上。就个体来讲，保障激励机制直接作用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也要统筹考虑。在很大程度上，相对于物质层面，精神层面的保障和激励更加重要。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必须不断强化，但理想信念之外的保护和调动积极性的精神激励也必不可少。许多干部关心和讨论的容错机制，本质上就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保障与激励，应当得到很好的设计。不随意被扣帽子、抓辫子、打板子，进而体现出对“人要干事创业”这一精神需求的满足，是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呼声。同时，对于广大基层公务员而言，物质上的保障与激励或许更为重要，有助于团结和争取他们支持改革。

治理当前中国出现的“不作为”，调动党政干部的积极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关键在于要根据时代发展方向和主要矛盾来制订下一步行动策略。当前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讲，就是要形成更好的互动：国家要提升能力，改善公共服务，社会活力得到激发，进而认同国家。党政干部代表着国家，对他们的保障激励就是要使国家能力得到提升，比如快速地执行国家法规和政策，不是去侵夺而是保护社会大众利益。这进而要求，对党政干部的保障激励，既要充分也要公平。充分，就是要考虑到各种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公平，就是既要在内部适应不同群体特性。比如，党政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或公务员的行为特性、职责需求有所不同，适用制度规范不同，要区别激励。也要考虑外部公平，特别是要使他们的物质待遇不能与社会大众差距过大。党政干部有一个良好的保障激励机制，才能促进我国公共部门的改革以及人事制度改革，形成一支精干的干部队伍，保证公共部门优质高效地运行，也才能最终向社会提供公平可持续的公共服务。

治理“为官不为”是促使党政干部在职责范围内有担当、善作为，同时也要培育和激发市场、社会的积极性。这是我们建立具有公益心的干部队伍，对干部队伍给予合理待遇和尊严的保障等正向激励和反向的监督，所最终要服从的目标。为此，就要配套地推动简政放权，厘清权责清单，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厉行法治，在全社会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氛围。这样一个环境反过来也将促进公职人员规范地积极作为。特别是从党政干部代表的国家方面看，保障激励要以适当的国家能力或政府规模为前提，膨胀的国家将汲取大量社会资源，压抑社会成长，导致国家和社会的冲突。这也正是我国历来强调精简机构的原因所在。但是，一些国家机构又要得到强化，比如推进法治，离不开强大而规范的公检法司工作人员队伍。

在改革过程中，要特别重视与保障激励相关的其他有关配套措施，比如推动简政放权，改进改革顶层设计和实施方式。特别是，可用立法形式来调动有条件地方的改革积极性。在改革开放前沿和先行地，以及一些改革经验比较丰富的地方，中央可以有条件赋予其突破有关国家法规先行改革的权限。当然，从长远上看，只有建立起各级领导干部对民众负责的体制机制，以及相应的政务公开透明机制，才能带给干部们深入、持久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注释】

[1]林毅夫，原名林正义，台湾宜兰人，无党派，经济学博士。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2]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的高级顾问，“休克疗法”之父。他曾连续两年被《时代》杂志评为“世界百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并被《纽约时报》称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www.daowen.com)

[3]阿塔尔·侯赛因（S.Athar Hussai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中心主任，1987年起在伦敦政经学院工作，曾为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就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担任顾问，参与过多个与中国相关的项目，曾是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城镇贫困”研究组组长。

[4]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法学与哲学双博士，欧洲知名法学家、汉学家，德国弗莱堡大学汉学终身教授。

[5]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6]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美籍犹太裔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现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研究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

[7]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瑞士银行投资研究部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先后任职于IMF驻俄罗斯代表处，IMF驻香港代表处和高盛公司。2002年加入瑞士银行投资研究部。

[8]彼得·诺兰（Peter Nolan），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终身教授，剑桥大学发展研究学科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