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建立起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基本分配制度。通过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收入分配领域，克服了计划经济体制中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倾向，有效地促进了机会平等，激励了人们生产和创业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对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受改革不彻底、制度不健全、调控不到位等诸多因素影响，收入分配呈现出比例失衡、差距拉大的趋势，一些弊端逐步凸显出来。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三大突出问题：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投机行为盛行，灰色收入和不法收入恶化收入分配关系。产生这些弊端的原因，不是改革开放本身出了问题，关键在于市场体系改革不彻底，要素价格扭曲和市场主体扭曲，导致资源错配，使劳动者地位相对恶化；国有经济占用大量社会剩余（储蓄），但产生的收益却没有形成有效的全民分享机制；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二次分配领域调节不力，逆向调节现象突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使得初次分配形成的差距不但没有得到修正，反而进一步拉大。加上收入秩序不规范和制度不健全，为获取投机、非法等收入提供了可乘之机，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团结。因此，形成公平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需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规范的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过大。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8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491的历史高位后转向下降，但截至2015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42，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水平。与此同时，同反映流量的居民收入间的差距相比，反映存量的居民财富间的差距更为突出。由于财富统计数据的不完善，我国尚没有一个衡量居民财富差距的权威数据，但一些既有研究结果已反映出，当前我国居民财富的基尼系数已经很高，其数值极可能达到0.7以上。上述情况反映了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和财富差距过大，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并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应对收入分配问题，构建良好的收入分配格局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橄榄型分配格局远没有实现。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是一个社会收入分配格局中最理想的状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具体目标。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及“十三五”规划中再次重申了落实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经过一段时期努力，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从“倒丁字”形逐步转为“土字”形和“金字塔”形，但距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依然有不小差距。从整体看，当前我国分配格局中，中低收入人群比重偏大，中等收入群体发育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

居民的社会流动性有所降低，阶层固化的风险正在加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松绑为主的各项政策的逐步落实，我国居民的社会流动性整体上得到了较大程度改善。随着大规模劳动力从乡村向城镇流动实现职业变换，年轻人口通过教育获得了与父辈完全不同的就业结构。整体上，社会流动性随经济社会的进步逐渐增强。但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一些新因素的影响下，居民的社会流动性有所降低，阶层固化的风险也在逐步加大。这一现象，无论是从近些年重点大学中农村学生比例下降，还是从就业市场上日益凸显的“拼爹”现象中都得到了反映。

需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后收入分配差距虽总体上呈现了持续扩大势头，但在具体变化中却具有明显的时期性特点。20世纪90年代之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展现的是一极化特征，即虽整体在扩大，但社会中各群体的收入都在增长；与此相对，近些年的收入差距变化则显示出了两极化特征，即一方面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但另一方面，大部分群体的收入增长缓慢，部分群体收入甚至出现了下降势头。

国际经验表明，在以工业化带动的高速发展时期，伴随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在人均收入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变过程中，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会出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在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报酬占比会出现一段时间下降，然后逐步回升趋稳，呈现U形特征；而在二次分配领域，以基尼系数衡量的居民收入差距会先拉大，然后逐步下降趋稳，呈现倒U形特征。我国收入分配结构近年来的变化，自身具有一定特殊性，但总体趋势符合国际规律，体现了所处发展阶段的特征。但更应该注意，国际经验表现出来的这种收入分配关系转变规律，并不是自发产生和自然而然到来的，而是伴随着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与妥协，靠政府积极主动的政策干预和制度创新得到的结果。(www.daowen.com)

随产业转型升级，一些传统行业中的就业群体将面临收入下降甚至结构性失业的风险。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后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化，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大规模的产业和就业结构调整。在调整中，一方面，农业、制造业等传统行业需要进行技术转型升级，一些低端生产将被淘汰；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生产方式的新变化。机器人的使用和推广，对劳动力产生的替代效应，对就业市场形成了新冲击。这些变化，均对传统的劳动力就业形态产生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掌握新技术的人员能够胜出，而无法进行自身劳动技能改善实现“升级”的劳动者，将被逐步淘汰，面临收入增长停滞甚至失业风险。从行业角度看，钢铁、煤炭、低端制造业等面临淘汰或升级的行业或企业中的劳动者，面临着更高的失业或收入大幅下降风险。

技术进步和交易方式变革，拉大了要素获取收入能力的差距，相比劳动，资本和技术变得更为强势，普通劳动者依靠劳动获取收入增长的能力面临着来自资本和技术的更大挤压。一方面，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使资本和人员等要素的国际流动更自由，通信、交通等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市场规模的日趋扩大。在这一背景下，具有更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获取收入的能力进一步提升，积累的财富规模也大幅增长。另一方面，那些人力资本水平相对不足的普通劳动者，由于生产经营活动向外转移或机器产生的替代面临收入进一步下降的风险。在新技术环境下，普通劳动者收入进一步恶化，提升劳动者相对于资本的收入也变得更为困难，资本持有人同一般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面临继续扩大的风险。

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速放缓甚至收入下降。转型期经济增速的下降，无疑对居民收入增长形成负面影响，其中农村居民承受的压力更大。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绝大部分是通过进城务工等从事非农活动获取的收入。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租房等价格的迅速上涨，城镇地区的生活成本出现了迅速攀升，进城务工人员收入的结余部分大大压缩，对流出地农村家庭的经济支持也在逐步减少。与此同时，近些年进行的产业和就业结构调整，成本更多地为外出务工人员所承担，这导致这一群体整体上面临着收入增幅下降、就业不稳定等多重风险的冲击。上述这些变化，都导致了近些年农民从非农渠道获取收入的空间受到挤压。在这一背景下，实现农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面临更大压力。

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基于快速发展带来居民生活普遍改善的局面将难以继续，在当时背景下收入分配中很多被掩盖下来的矛盾将会被凸显和放大。在当前的经济转型期，正确处理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各项矛盾，是获取经济增长新动力，确保社会和谐稳定，构建良好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经济成功转型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