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是否充分是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劳动就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之产业结构转型下资本对劳动的排斥必不可免，在劳动力整体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就业总量矛盾虽有缓解，但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和区域性问题日益凸显。

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仍然较大。近些年，随着地方高校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量持续增长，未就业毕业生规模也持续积累。导致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经济下行压力下，国内劳动力市场需求萎缩。二是高校教育内容与培养方式落后，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三是毕业生就业期望值过高。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素质人才的主要来源，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高校教育内容和培养方式改革滞后，加之高校为求“发展”盲目扩大规模和生源，毕业生就业心态不合理，不仅带来普遍的“学用脱钩”现象，更使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逐年积累，形成日益庞大的“高学历”失业大军。如果高校尤其是普通高校没有针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对教育内容和培养方式进行及时的改革完善，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内，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将更加严峻，并会成为我国未来就业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挑战与机遇并存。近年来，我国高达数千万的农村转出人口流入城市和城镇，这一方面为实现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地区的企业“用工荒”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劳动力缺口。但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其上的保障制度的差异性，导致农村转移劳动力真正实现市民化困难，不仅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相关政策的效果，而且转移劳动力在城市的边缘化很容易成为城市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不仅有利于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拐点的压力，为产业转型升级留足空间，也有利于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尤其是作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重要动力的新型城市化，重点集中于人的市民化，这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高效转移带来了难得机遇。同时，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大规模的农业人口市民化意味着政府需要承担巨大的转移成本，即使存在足够吸纳劳动力的渠道，初期的转移成本规模仍不容忽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而在国家限制部分城市人口规模、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更多进入二级及以下城市的背景下，各级地方城市将面临越来越大的转移成本压力。如何抓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机遇，同时尽量降低转移成本，将成为各级政府必须认真解决的现实问题。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指在劳动力供求总量基本相当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现象，即在劳动者难以实现就业的同时，部分企业却出现“招工难”，而这是近些年，也是未来几年我国将会持续存在的重要问题。受到经济下行压力、国际需求不振、国内需求尚待提升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大量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生产萎缩或转型升级，导致传统制造业岗位需求显著减少，必然带来大批的失业人员。而这些失业人员的素质和知识水平，普遍没有达到一些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要求，即使有着强烈的就业愿望，也很难在劳动力市场找到相适应的就业岗位，且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同时，我国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目前面临着人才短缺的困境，这已成为其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必然伴随相对长期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一问题是政府和学术界必须研究和思考的重要课题。(www.daowen.com)

促进就业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有待完善。人口流动受限、信息不对称和教育滞后是导致就业问题长期存在的主要因素，政府往往通过对这三个因素施加影响，来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但改革开放以来，在人口红利和经济高速发展影响下，就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足够认识。直到近些年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导致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如何促进就业才逐渐为各级政府所重视。但由于缺乏相应经验，且促进就业的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很不完善，政府在促进就业方面仍仅限于通过税收优惠等手段鼓励企业更多吸纳失业人群，而从长期的、根本性的角度来看，针对人口流动限制、信息不对称和教育滞后三大因素的全方位改革尚未展开，给未来就业问题的解决留下隐患。

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必然对我国经济产生冲击，进而影响到就业领域。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贸易摩擦对外贸生产经营企业的直接影响，可能导致部分企业短期内出现经营困难而减少就业岗位；另一方面，经贸摩擦的持续发展，可能导致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整，部分相关企业可能重新布局生产线，并进一步影响消费市场，这将在更长时间内对我国就业增长和就业结构调整产生更广泛和深入的影响。受此影响，我国部分对外贸依赖度较高的企业可能出现用工减少，并对当前就业形势产生影响。从调查监测情况来看，对用工总量的实际影响要小于对市场预期和心理的影响，总体上仍将是可控的。我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回旋余地和承压能力仍然巨大，在考虑未来就业形势时，要更多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同时，应加快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在国际经济再调整、再平衡过程中，促进就业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协同推进，避免结构性失业风险，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