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新体制是一个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的做法。顶层设计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这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议的一个重要举措。在这份顶层设计的文件下面，有很多具体的制度要通过试点来推行。试点主要有两方面的举措：一个是“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方面已经有很多的改革试点，并形成了“1+3+7”的新格局，分别是上海、天津、福建、广东、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和陕西；还有一个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城市”，十八大以来，已经形成了济南市、南昌市、唐山市、漳州市、东莞市、防城港市、浦东新区、两江新区、金普新区、西咸新区、苏州工业园区和武汉城市圈12个试点地区。试点内容有些是一致的，有些是各有偏重。所有的试点都是为了推进改革，即构建一个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并经过实验将成功经验向更大范围推广。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是多年来推行改革的一套经验。基层探索有很多办法，“试点”是其中之一，要及时对试点工作进行总结梳理、复制推广，真正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开放促改革”的目标。

按照世界银行数据，地球71%的面积被海洋覆盖，90%的贸易通过海洋进行。全球的经济主要是在离海岸线300公里以内的条带上，沿海经济占了人类经济的大部分。但这并不排除在内陆地区也有发达的经济，内陆也有它的特长。全球的贸易商品在空间上位移，就需要一定的运输方式，但运输方式有很多种。海运，内陆的河流运输，陆路的公路、铁路、管道以及空运都是不同的运输方式，各有优势，各有劣势。海运最大的优势是便宜，但是速度慢；空运最大的优势是快，但是贵；陆路的运输则介乎其间。针对不同的商品，需要不同的运输方式。那些不追求时间，把物流成本看得很重的商品大部分依靠海运，特别是在二战以后的几十年，集装箱运输技术的突破使得海运成本大幅度下降，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通过海运方式进行。但是，其他的运输方式，如陆路的管道运输、公路、铁路，依旧还有存在的必要。海运需要港口，但港口本身还是要通过铁路、公路来辐射。

目前，中国的港口业取得了迅猛发展，全球集装箱吞吐量前五大港口中，中国占四个。从自贸区到自由贸易港，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站在了更高的高度。而自由贸易港的诞生，也将搭建资源高效配置平台，为中国对外发展赢得更多的话语权。自由贸易港区就是要通过国内的特殊经济功能区来促进某些特殊地点率先开放、加速开放，以引领、打造一个开放的新高地。

自由贸易港通常的理解是海港，但实际上自由贸易港更多的是体制、政策概念，而非空间的概念。自由贸易港不一定单指海港，机场可以叫空港，自由贸易港的选择并不限于沿海，也可能是内陆港、空港。我国的自由贸易港可以从条件适合的沿海地区率先起步。目前国际上大部分自由港，如德国汉堡、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釜山、荷兰鹿特丹、阿联酋迪拜等大多在海港。我国将继续加大改革力度，充分发挥国家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试验田”的作用。同时，作为深入推进自贸试验区改革的重要标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也有望取得实际进展。

在服务贸易方面，近年来，我国在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方面采取了许多积极举措，服务贸易保持持续较快增长态势，对带动国内服务业发展和经济稳定增长作出了贡献。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也逐步提升。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年服务出口17658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34744亿元，增长10%，服务贸易总体顺差。但总体来看，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仍然较弱，在很多现代服务领域，比如金融、电信、物流、教育、医疗等领域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较强的国际竞争力。2018年6月，国务院同意商务部提出的《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并提出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探索适应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措施和开放路径，加快优化营商环境，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打造服务贸易制度创新高地。

在上海、天津、哈尔滨、贵安、西咸等15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进一步探索适应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机制，搭建平台、创新模式，提升服务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服务贸易高水平、深层次发展。在这些试点试验的推动下，相关地区制度环境将持续改善，为服务贸易发展注入强劲动力。(www.daowen.com)

发挥出口和进口对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进一步促进贸易平衡发展。2018年，我国已在举办进口博览会、下调部分产品进口关税等方面作出了部署，这有利于促进进口增长，进一步满足国内消费者和企业对国外产品的需要，同时还有利于缩小对外贸易顺差，改善对外贸易环境和条件。在出口方面也要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长期以来，我国的出口主要依靠大量资源和劳动力要素投入增长驱动，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和技术支撑，导致出口商品的附加值率偏低、产业分工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因此，还应进一步提升出口商品的附加值率，在推动企业创新、打造自主品牌、加强产品设计研发能力等方面继续发力，培育我国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进口和出口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双翼”，皆为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价值创造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进一步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加强高新技术、高质量产品和高附加值服务的进口，有利于弥补国内资源缺口，增加国内的有效供给，推进高科技领域和新经济创业创新，提高经济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杠杆作用。此外，进口能进一步满足国内生产生活需求，拉动国内消费升级，促进贸易经常项目收支趋向平衡，降低外汇储备偏高的压力，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更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国际经贸摩擦与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为国内经济发展营造更为健康、和谐的外部环境。从全球视野看，中国扩大进口提供了潜力巨大的市场需求，会让更多的国家从中受益，是中国为世界经济贸易加快复苏作出更大贡献的大国担当。因此，进口应当像出口一样，成为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进一步复制和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取得的成熟经验，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制度。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按照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不断推进，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的长度，以达到更高水平的开放。同时，应为外商投资营造良好的、符合国际规范的营商环境，抓紧完善外商投资的相关法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宣布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完善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并鼓励中外企开展正常技术交流合作，保护在华外企合法知识产权，展示了中国的自信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我国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提升出口质量和附加值等方面的一系列举措，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都带来了“真金白银”。

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与金融开放互相作用，金融市场发展越好，开放的负面影响就越小，也会越开放。发展至今，中资金融机构需要担忧的并不是外资进入，而是要修炼内功、提升能力。同时，开放反而会促进金融机构加强内功的紧迫感，虽然开放也可能带来不容忽视的风险。在开放型经济建设过程中，金融机构能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创新金融服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要把握好金融监管的尺度。监管部门既要出台监管规定、扎牢防风险的制度篱笆，又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化解风险，不让“黑天鹅”^[1]飞起来，也不让“灰犀牛”^[2]冲出来。

备受关注的金融领域，国际上一直期待中国扩大开放。此前中资金融机构在国内一直处于不完全市场化竞争的环境。其中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存在对外资的持股比例限制，外资行与外资券商的持股比例限制为20%、49%，外资券商与寿险公司无法在国内设立独资公司，合资券商牌照把控严格等问题也一度令海外金融机构在中国发展缓慢。中国取消外资投资部分金融机构的持股限制，正是金融开放的重要一步。放宽或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实际上是减少了对外资机构的歧视性待遇，体现了内外资一视同仁，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配套监管机制，中国监管部门仍然可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