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小康，离不开环境优美、生态优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其中就包括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这要靠绿色发展去实现。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并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如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各地在实践中也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努力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落实，绿水青山将日益与金山银山“合而为一”，成为新时代下中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尺和鲜明符号。

青山绿水，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绿色发展成果如何，最终需要用绿色绩效来检验。“十三五”时期，我们必须加强绿色发展目标考核，研究制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增加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考核权重，形成推动绿色发展的正向激励，引导各地决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绿色发展指标是衡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不仅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质朴期许，更蕴含着实现高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一）以高质量生态建设保障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国家统计局等单位联合发布的《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用绿色发展指数及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反映2016年度各地方绿色发展落实情况，从资源、环境、生态、经济等方面多维度、多层面地综合反映了中国各地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进展。这表明，各地都在用实际行动践行十九大精神。绿色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主色调，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未来的重点要务之一。

中国官方首次发布绿色发展指数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发展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仅要看到当前的利益，更要看到未来的利益；既要考虑企业的成本收益，又需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要看到政府对利税的热心，更要看到不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将造成潜在且难以承受的环境成本。

从各地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几年来，各地绿色发展成效显著，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目前，绿色发展理念已成为指导地方发展的重要方针，不少地区已在相关领域开展了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一批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教训。未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全面铺开，地方两会也透露了更多绿色发展的讯号。从各地的工作部署中可以看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过程中各有侧重，生态文明建设亮点颇多，主要集中于构建绿色产业体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文明制度性建设三方面。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学会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践行绿色发展实质就是处理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让绿水青山成为追求更有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发展的基石。绿色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不仅仅是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而是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要树牢新发展理念特别是绿色发展理念，集中治理突出环境问题，从严把好新上项目、产业的生态环保关，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既要结合本地实际，提高针对性，又要脚踏实地，于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三方面全面推进。京津冀地区将大气治理方面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提出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北京表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将从“结构性减排”向“内涵型减排”转变。河北编制实施蓝天保卫战3年作战计划和冬季清洁取暖3年规划，全面推进传输通道城市“保底线、退后十”集中攻坚。在水污染防治方面，江苏进一步落实生态河湖行动计划，落实河长制、湖长制，推进长江、淮河、太湖流域和近岸海域污染治理。云南加强重点流域生态系统修复和环境综合治理，积极参与长江绿色生态廊道建设，推进洱海抢救性保护行动，强化滇池、抚仙湖等九大高原湖泊生态系统保护与治理。广西持续实施九洲江、南流江、下雷河流域治理，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和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土壤污染防治方面，湖南实施62个土壤污染防治重点项目，开展长株潭耕地修复治理及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加大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保护力度。内蒙古加大土壤污染防治和重金属减排力度，整治工业园区环境，依法有序退出自然保护区内工矿企业。

按照“水十条”的目标要求，2020年七大重点流域水质优良比例总体达到70%，那么重点流域均需要加快治理，这将吸引大量社会资本，助力相关产业发展。在土壤修复方面，美国土壤修复行业占环保产业总产值的30%左右，我国土壤修复行业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等方面工作，也对生态环保产业发展有一定需求。同时，传统产业通过与生态环保相结合，可实现产业升级。以农业为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认养农业”应运而生。“认养农业”采取消费者预付生产费用的模式，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坚持生态化原则，使用农家肥，采取防虫网、杀虫灯等物理防治技术，进而为消费者提供绿色有机食品。“认养农业”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一种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生产方式，实现了土地与餐桌的直接对接，农民的收益也有显著提高。

构建绿色产业体系，既包括对现有产业体系的绿色改造，又涉及推进新能源等绿色产业发展。针对东北森林覆盖率高、冰雪资源丰富、重型产业结构等特征，辽吉黑从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入手，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打造旅游等第三产业经济增长极，推进现有重工业结构优化升级。针对地区环境极具特色、生态承载力低、风能及太阳能等资源丰富等特征，新疆积极推动特色旅游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福建、广东等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则力推地方能源消费结构调整，表示要提高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浙江更是提出“亩均产值论英雄”，强调提高资源产出率。

无论是河北塞罕坝的绿色奇迹，还是陕西榆林的治理黄沙，抑或是湖北鄂州的生态补偿，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都正在变得越来越有机统一。这种变化的背后，一方面源自经济自身发展与生产力水平提升之后带来的生产方式改变，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多人头脑中的理念发生了积极转变，从对大自然的一味索取到深刻意识到绿水青山关乎切身利益，明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甚至胜过金山银山。

当前，生态环保已经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发展原则来看，高质量发展是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发展；从发展目标来看，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生态环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息息相关。

生态环保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生态环保行业实际上是共生性很强的行业，近年来逐步得到发展。相关资料显示，2018年，环保设备行业销售收入在3559亿元左右，同比增长了3.5%。随着生态环保力度不断加大，生态环保产业将不断壮大，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生态环保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去产能。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提高环境准入门槛，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钢铁行业为例，地条钢是我国政府明令禁止生产的劣质产品。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地条钢企业设备往往十分简陋，并且缺乏环境治理措施，污染比较严重。从生产的角度看，每吨地条钢电耗达到700—800千瓦时，耗能较高，生产成本较高。一些地方通过加大监管力度，有力推进了钢铁行业转型升级。

保护优先方针可降低未来环境治理成本。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都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过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解决污染问题，发达国家一方面投入巨额资本，一方面将重污染企业逐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国是人口大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人口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大。而低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大了对资源的损耗程度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可以避免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降低未来的环境治理成本。

生态环保要求倒逼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从短时间来看，加强生态环保会支出一些成本。但这部分成本是企业本应承担的，且从长远来看，企业为了满足监管要求，会加强内部管理，改变生产流程，提升产品性能，提高生产效率，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以露天煤场为例，如果露天堆放煤炭，不仅严重污染环境，而且会造成物料损失。相关数据显示，每吨煤炭存储、作业过程中，物料损失达到1公斤。为了满足生态环保要求，一些企业通过使用风幕式全封闭环保煤仓，降低了扬尘污染排放，也帮助企业减少了大风吹扬造成的物料损失。一些企业在创新过程中，还会带来新的就业，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机制。

好的生态产品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需求。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生态需求是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可以提供更多更好的生态产品，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贫困县处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大部分贫困人口日常生计和收入直接依赖于当地自然资源，而无序利用、过度开发加剧了资源环境破坏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反过来又加大了区域减贫难度。因此，要针对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和环境承载力，创新生态环保机制和考核机制，在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屏障功能重要的地区，要通过生态环保与脱贫攻坚一体化的方式，逐步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以绿色转型助力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理念的确立，意味着以大数量增长指标为主的时代已过去，以高质量发展指标为主的新时代已然到来。新发展理念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可以理解为——追求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实乃这种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价值追求之一，是衡量经济发展是否达到“高质量”的核心标准之一。经济发展说到底是为了确保民生，进而实现、增强人民生活的幸福，而绿水青山乃是人民幸福生活最重要的生态基础。“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密不可分，共生共存，实乃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换言之，经济发展的所谓“高质量”必须是“绿色”的，失去青山绿水的经济发展必然与“高质量”无涉。经济发展之“绿色”与“高质量”的这种共生共存关系，不仅证明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还意味着绿色发展偏爱长期性、长远性，它追求的是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在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理念群中，绿色发展居于该整体结构中的关键地位。譬如，中国现代化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的，走欧美老路根本行不通，那样做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因此，必须走自己的路，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绿色发展道路实乃价值不菲的路径创新。又如，生态环境保护具有整体性、综合性，不仅涉及国内各地区，还与周边各国乃至整个世界密切相关，绿色发展即意味着适当协调和系统把握。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不言而喻，绿色发展的硕果必定是全民共享的典范。即便是就“开放”而言，正像中国游客乐于游历世界各地的青山绿水一样，国际友人也大多愿意来欣赏我们的名山大川，绿色发展无疑有助于开放发展。

绿色发展理念如此重要，还因为它具有坚实的理论与实践的支撑。绿色发展理念是深入把握规律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发展进行过深入思考，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在这里，“创新”“协调”对应于经济规律，“绿色”对应于自然规律，“开放”“共享”则对应于社会规律。由于人生活于自然界中，人类社会离不开自然界，因此，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从根本上说都不能违背自然规律。

绿色发展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本质，为解放发展生产力之必要条件。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力的解放，是劳动者群众对生产资料关系的解放；生产力的发展，不单纯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加，最有价值的乃是劳动者群众素质的全面发展。绿色发展之所以能够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就是因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是我国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而对绿色发展的自觉践行，均有赖于人民群众素质的全面发展。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不小，近年来严重污染问题集中暴露，这方面“欠账太多”，治理不到位，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民生问题。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促使我们必须直面并解决此类问题。

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化解生态环境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确立的最根本的理念和举措不外乎两个字——节约。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在保护生态环境问题上尤其要确立这个观点。显然，面对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大潮的种种冲击，在这里，知易行难。全面反思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的历史脉络，以及绿色发展理念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而总结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或许能够使我们更加清醒和自信地走向未来。

当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我们面临的新任务和新挑战。笔者以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走绿色发展道路，有效破解生态环境保护深层次、根本性问题，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协调发展。

说得再多、表态再好，如果不能实打实地落实到具体方案和行动上，终究是空谈。因此，要把绿色发展理念真正转化为具体的绿色行动措施。当前各地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要结合区域特点，制定出符合区域实际，能够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办法和措施。否则，守着再好的绿水青山，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没有实质性提高和改变，享受不到绿色发展的成果，就不能算是高质量的发展。

为推动绿色发展、改善环境质量，很多部门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在具体推进落实的过程中，有的拍脑袋决策，缺少周密严谨的论证和计划，搞“一刀切”，急于求成；有的抓不住主要矛盾，做不到统筹兼顾，容易出现顾此失彼的问题。推动绿色发展，搞好污染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各项举措之间，有的需要同步推进，有的需要前后衔接，有的需要密切配合。因此，各地推动绿色发展要学会“弹钢琴”，统筹兼顾各项工作。“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任何一项好的政策措施要想真正落地，需要政府部门在筹划之初周密研究论证，细致做好规划，形成切实有效、可操作性强的时间表、路线图、计划书。要综合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布局结构、生态环境基础、污染治理能力等因素，科学合理地加以确定。既不能拔高也不能放水，而是精准设置目标，避免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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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株洲市以绿色转型助力高质量发展实践

编者按：近年来，湖南省株洲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积极推进长株潭地区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试点，开展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凝聚合力、下定决心对湘江流域最大的环境敏感区和最大的难点堵点区域——清水塘老工业区进行整体关停转型，从根本上改变了老工业城市“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发展模式。同时，为避免因旧动能腾退而出现产业空地、就业流失的问题，株洲市立足集火车动力、飞机动力、汽车动力于一身的优势，用改革的办法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集聚人才、技术和资本等要素资源，全力打造“中国动力谷”，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伤筋动骨换来了脱胎换骨，转型升级带来了勃勃生机。2018年，株洲市入选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发展最成功的40个城市，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迈上了一条生态环境优美、产业结构更优化、新动能更强劲、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株洲市是典型的老工业基地，因工业而兴，也因工业而困，长期沿袭的“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粗放型发展模式，给城市带来严重污染。“天上灰蒙蒙，地下满地尘”曾是很多人对株洲这座工业重镇的初始印象。烟囱林立，光城区就有烟囱500多根，酸雨频率高达79%。2003年、2004年连续两年被戴上“全国十大污染城市”的帽子，市民反映强烈。

200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长株潭城市群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以下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求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株洲市以“两型”社会建设为契机，推动发展循环经济，开展清洁生产和就地技术改造，虽取得一些成效，但并未遏制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提出：“要以长株潭试验区为龙头，抓好以湘江流域为重点的重金属污染治理、以大城市为重点的大气污染防治、以畜禽及渔业养殖为重点的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加快完善节能减排体制机制，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行业，谱写建设美丽中国湖南新篇章”，为长株潭试验区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推进湘江流域综合治理按下了“快进键”。株洲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指导下，深化“两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认真实施《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扎实开展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下定决心、凝聚合力对湘江流域最大的环境敏感区和最大的难点堵点区域——清水塘老工业区进行整体关停转型，从根本上改变“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发展模式。

2018年12月30日，中国五矿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冶”）在清水塘地区的最后一座运行中的冶炼炉——基夫赛特炉正式熄火关停，标志着清水塘老工业区261家企业全部关停退出，彻底斩断了污染源头，完成了老工业城市转型的扛鼎之作。株洲完成了一场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退出”，把清水塘恢复成了一张白纸，在白纸上再来描绘崭新的未来，为清水塘重新正名，为株洲城市形象重新定位。2018年，株洲市入选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发展最成功的40个城市，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可以说，经过多年的努力实践，株洲市交了一份符合总书记期待和要求的满意答卷。

一、“脱胎”：壮士断腕实施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

老工业区、重污染区——这是株洲清水塘曾经的两个“身份”，这片15.1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汇集了261家重化工企业，其中不乏株冶、中盐株化这样的大型央企，年产值300多亿元，累计上缴近500亿元税收，创造了160多项全国第一。光鲜的背后，是粗放式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这里的“三废”排放量曾一度占全市的2/3，是株洲市最大的污染源和湘江流域最大的“环境敏感区”。(www.daowen.com)

清水塘老工业区虽曾肩负荣光，却处境尴尬。在不改变现状条件下推动绿色转型，成效不大，但短期内仍保有一定财政收入；整体搬迁虽能“刮骨疗毒”，但成本很大，短期内财政损失太大。何去何从，成了株洲市建设“两型”社会，推进高质量发展无法绕过去的“坎”。面对选择，决策者却未陷入困境。对粗放发展模式有切肤之痛的株洲市用行动给出答案——搬迁改造、淘汰落后、生态优先、绿色转型。

从2014年起，株洲市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打响了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攻坚战，创新手段治沉疴，探索出了一条“土地收储+搬迁奖补+转型支持+就业帮扶”的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新路子。截至2018年年底，区域内所有的261家企业全部关停退出，职工成功安置，创造了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的“株洲样本”。

清水塘地区搬迁改造是整个株洲市走“两型”之路绿色转型的硬骨头，也是考验株洲市委、市政府是否真正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求、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硬骨头。作为清水塘地区生产规模、占地面积最大的五矿株冶，其关停搬迁是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的重头戏，事关整个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的成败。五矿株冶集团，其前身为国家“一五”期间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的株洲冶炼厂，是我国最大的铅锌冶炼企业，也是占地面积最大、污染较大的企业。株冶占地总面积2000多亩，拥有职工6000多人，年营业收入130多亿元，年铅锌金属产量65万吨，带动相关就业10万人，对地方GDP累计贡献达到1050亿元以上，“三废”排放量占清水塘地区的3/5。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若毁绿水青山，宁弃金山银山”。株洲市义无反顾地决定关停搬迁株冶，但“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企业怎么搬”这些问题，清水塘搬迁改造绕不开、躲不过、也拖不起。这是一副重担，更是一块硬骨头。钱的筹集分为3个渠道，一是国家财政对环境治理、工业区搬迁的相关支持；二是用活金融政策，例如政策性银行贷款、世行贷款等；三是立足于经营清水塘地区，创新土地资产处置模式，按每亩80万元的标准收储关停企业土地，按照企业关停搬迁时间节点给予10万—15万元/亩的奖补，既调动企业关停搬迁的积极性，又合理控制土地成本，“用时间换空间”。株冶的搬迁，走的正是“经营”路线，收储2000多亩土地，以此为抵押，从银行融资，以解决搬迁补偿款难题。人的安置，一部分跟随原有产业走，一部分提前退休，还有一部分人跟着清水塘后续产业走，即“政策安置一批、转移就业一批、转型就业一批、移交管理一批”。企业的搬迁通过就近安排进园区、支持搬迁到外地、鼓励应用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等，引导区域内企业转移转型发展。株冶在清水塘老工业区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一个绿色智能化的大型有色冶炼基地在衡阳水口山崛起。刚刚投料生产的株冶锌项目，引进了100多项新技术、新工艺，拥有4个世界或国内领先的核心技术。基地全部建成后，铅锌冶炼产能将缩减一半，年营业收入增加3倍，工业废水实现零排放。株冶既减掉了落后产能，更加出了新工艺、新产品，成为株洲市践行新发展理念，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

清水塘老工业区光搬迁企业还不够，污染了的环境还需治理，脆弱的生态还需修复，腾退的土地上还需开发建设新城。环境治理的难点和重点是霞湾港，这一清水塘老工业区工业废水流向湘江的主要通道，是湖南省最大的排污口。几十年间，饱含镉、铅、汞等重金属的工业废水都集中在这里排放，底泥中重金属含量惊人。因为这些工业污水都会随着排放主体不同，经常出现不同的颜色，所以人们把霞湾港叫作“五彩河”。全长4.06公里的霞湾港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需投入2亿多元，每公里治理投入达5000多万元，相当于在平原地区修建高速公路的造价。为此，株洲市在治理霞湾港上试水，探索创新“重金属土壤修复+土地流转”的治理模式：一方面，科学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发行债券，争取政策性银行贷款；另一方面，引入第三方治理企业，利用企业资金和技术治理污染，让参与方从土地增值收益中获取回报，霞湾港2亿多元的治理资金一下就有了保证。自此以后，株洲市的污染治理项目都采用了这种模式，共筹集污染治理资金200多亿元。通过实施排污口整治、港水截留清淤、底泥处置、施工废水处理及河堤生态修复，霞湾港变成了清澈的水渠，“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霞湾港又回来了。自2016年以来，湘江霞湾段水质已经从2011年的国家III类标准提升到国家II类标准，主要污染物氨氮、汞较2011年分别下降了98.4%、50%，成为国内河道重金属污染治理成功典范。与此同时，株洲市将与社会资本合作的第三方治理模式也运用到新城建设中，由株洲市市级平台公司城发集团与株洲循环集团共同出资成立清水塘新城投资集团，吸引清华启迪控股、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等战略合作伙伴，以PPP模式，按照全面退出重化工、替代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思路，正在大力推进新城建设。

二、“换骨”：破旧立新全力打造中国动力谷

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指出，断腕阵痛之后，株洲还得谋求新生。为避免因旧动能腾退而出现产业空地、就业流失的问题，株洲迫切需要拓展新动能。“北郑州，南株洲”，这座“火车拖来的城市”，拥有“中国电力机车的摇篮”“中小型航空发动机特色产业基地”“新能源汽车制造基地”三大标志性名片，中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第一枚空对空导弹、第一辆电动机车、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等223个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都诞生在株洲，集火车动力、飞机动力、汽车动力于一身，产业带动和辐射效应巨大。为此，株洲市强化拓展自身三大动力优势，集聚人才、技术和资本等要素资源，全力打造“中国动力谷”，构建由轨道交通、汽车、航空三大优势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五大新兴产业，陶瓷、服饰两大传统产业等构成的“3+5+2”现代产业体系，这是株洲转换新旧动能坚定的回答。

确定转型发展方向后，享有“动力之都”美誉的株洲不能仅仅坐享原有辉煌与荣耀，而要将其打造成推动经济发展和拉动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的新动力。对此，株洲市以推进协同创新培育核心技术，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创新，企业是主战场，关键在于掌握核心技术。株洲以协同创新为突破口，通过联合开展科技攻关、共同建立研发平台、联合培养创新人才、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方式，全面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形成了与清华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共建模式。为引导企业创新，每年安排5800万元科技专项资金，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最高200万元的引导资金。

IGBT芯片是能源变换与传输的核心器件，被称为中国高铁“心脏”，这项技术一直被德国和日本把控，特别是在高级IGBT器件上，以前更没有中国的一席之地。在IGBT技术面前的缺位，等于将掌控高铁的命脉交给了别人。面对这种情况，中车株洲所（以下简称中株所）下定决心要实现IGBT技术和产业的突破。为支持企业创新，株洲从市级财政中拿出15亿元专门用于支持IGBT技术的研发。2014年6月，中株所国内首条8英寸IGBT芯片线的投产，标志着我国在电能芯片领域已打破了国外30多年的技术垄断。从一无所有到无出其右，中株所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这只是企业自主创新的一个个案，这样的企业创新行为近年来在株洲不断涌现。

鼓励创新、支持创新，直接的效果就是创新成果的涌现。世界首列中低速磁悬浮列车成功投入运行，全球首条智能轨道示范线正式运行，全球首个生物医药多肽库、世界最大尺寸超高阻尼橡胶隔震支座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在株洲问世，“复兴号”高铁、AG600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港珠澳大桥等大国重器无不闪耀着株洲元素。

截至2018年年底，株洲市技术创新平台达到308家，其中国家级33家，省级149家，研究开发（R&D）投入比重达到2.6%。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动能发展的重要支撑。株洲在加快发展动力产业的同时，聚焦15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条，实施链长责任制，绘制产业链条全景图，明确强链、补链、延链重点环节，精心培育与动力产业高度配套的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与食品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集群。阿里巴巴株洲产业带、湖南微软创新中心、中国移动（湖南株洲）数据中心、中航动力航空零部件制造、“两机”专项等一大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大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其中电子信息产业聚集50多家上下游企业，为株洲迅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赢得未来先机，原来的4个传统支柱产业有3个已被新兴产业取代。

让沉睡的传统优势产业重新焕发活力，是株洲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开出的又一剂良方。株洲硬质合金、陶瓷、服饰等传统产业基础雄厚。近年来，在不断做强动力产业和培育新经济的同时，不忘引导硬质合金、陶瓷、服饰等传统产业运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技改扩能、转型发展，使其进一步走向高端、强化特色。株洲醴陵陶瓷产业绵延千年，是全国三大“瓷都”之一，是世界釉下五彩、世界电瓷发源地。为促进陶瓷产业升级发展，株洲探索出了一条“标准引领+会展经济+清洁改造”的陶瓷产业转型发展模式，制定了全国首个釉下五彩标准，建成标准化泥釉模配制中心，填补了国内泥、釉、模三大陶瓷原料标准化生产空白，生产效率提高了6—7倍，“三废”排放几乎为零。如今，醴陵陶瓷产品中，不仅日用及艺术彩瓷依然占领全球市场1/10的份额，电瓷绝缘子及军工陶瓷新材料等还打破了欧美技术垄断，基本建成一条集陶瓷材料、制造、机械、颜料、商务五位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醴陵陶瓷成为株洲传统产业转型发展的一个样本。目前，株洲硬质合金集团已经成为世界行业两强之一；醴陵陶瓷产业年产值逾700亿元，电瓷产量占全球的1/3；芦淞服饰市场成为中南地区最大服饰产业基地，年销售额突破500亿元，传统产业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株洲市市长阳卫国指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企业要换思路、换方向，各级政府部门更要解放思想，实现职能脱胎换骨嬗变。株洲坚持把改革作为破解发展掣肘、转变政府职能、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关键，以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决心和勇气，深入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群众事无小事。株洲坚持“办好群众眼中一件事”，大力简化审批流程、推进网上审批，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最多50个工作日、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最多70个工作日，实现了开办企业“三天即办结”、工业项目“拿地即开工”、新购房子“交房即交证”，九成以上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同时，株洲下决心转变招商理念，以“高门槛”选商代替“一揽子”招商，把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项目作为招商首选，对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的“两高一资”项目坚决说“不”。近年来，一口气将不符合产业发展定位的近30个招商大项目拒之门外。一舍一得之间，舍弃的是高耗能、高污染的隐患，换来的是工业发展的绿色转型“轻装上阵”。

动能及时转换，发展稳步向前。当人们还在因大批企业关停为株洲发展捏把冷汗时，株洲却交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单：稳增长、传统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等工作成效突出，连续四次获国务院通报表彰，入选“中国大陆最佳地级城市30强”，创新竞技力、产业竞争力多项评估均入围全国百强。事非经过不知难，得之点滴却艰辛。“一边开刀，一边跟别人以差不多的速度在跑”。产业转型静悄悄，发展质量却已攀上高水平。就在这看似不经意间，株洲产业结构从重化工为主，平稳地转到以“中国动力谷”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生机”：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株洲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新发展理念，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伤筋动骨换来了脱胎换骨，转型升级带来了勃勃生机，迈上了一条生态环境优美、产业结构更优化、新动能更强劲、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清水塘成为株洲市现代工业的起点，也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关键点，更是株洲市工业过去和未来的连接点。新城建设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位于清水塘的株洲铜塘湾保税物流中心已竣工并通过国家验收，湿地公园建设已基本完成。株洲市还计划在清水塘原址修建一座工业遗产博物馆，向来往人们静静诉说清水塘的前世今生——从“清”到“不清”，再从“不清”到“清”。

2013年以来的绿色发展实践，使株洲市天变蓝了、水变清了、地变绿了。2018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288天，比2013年增加近两个半月，优良率达78.9%，居长株潭地区第一。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为95.3%，比2013年提高了4.4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废水实现100%达标排放；湘江水质从国家III类标准提升到II类。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3.32%，全市森林覆盖率达61.95%，所辖5个县市均为国家级或省级卫生县城。

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稳步提升。2018年，株洲市三次产业结构由2013年的8∶60∶32调整为7.1∶43.7∶49.2。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500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60%。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贡献率达到55%，年均提升1个百分点。在转型升级、绿色发展中有阵痛，但没有出现动荡，反而实现逆风向阳，2017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综合实力稳居全省第二，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

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生活方式变低碳了。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2867元、19889元，分别比2013年提高了49%、54%。《中国城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监测报告2018》显示：株洲在全国地级市排名第48位。茶陵、炎陵两个国贫县宣布脱贫摘帽，全市166个贫困村全部退出。株洲比全国提前三年实现整体脱贫、同步全面小康，正式告别几千年的绝对贫困，在株洲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绿色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市民低碳出行比例占城市交通的60%以上，社会公众对“两型”社会建设的满意度逐年提升，2017年已达87.53%，“两型”成了一种行为理念、一种价值取向、一种文化自觉、一种生活习惯。

（资料来源：《中国高质量发展指数报告》课题组，2019年6月18日，易昌良；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资料）

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正在面临深刻的体制机制变革，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体系正在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的完善，不仅对于更好实现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而且对于推进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各地还要依据国家关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按照先易后难、以小带大、远近结合、稳步推进、以质取胜的思路，加快改革进程，加大改革力度，建立完善环境保护综合管控制度，建立健全环境要素管理制度，改革和优化环境保护监管制度，积极推进环保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完善配套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生态环境，用制度促进高质量发展。

在推进绿色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求真务实作风。既要防止以会议和文件落实政策，使政策始终停留在纸面上；也要防止以指标和考核落实政策，层层加码，逐级加压。要善于运用矛盾论去分析解决问题，讲究策略和方法，注重从细节入手，把工作做细做实，实现统筹推进、科学推进、精准推进，使规划切实转化成行动图、施工图，确保落地见效。

党中央、国务院“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振聋发聩，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体现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历史担当。共抓大保护，各相关地方就必须把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全面推进污染防治、生态修复、资源保护。不搞大开发，各相关地方要积极探索创新绿色发展之路，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创新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等，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有机统一，让“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那种浩瀚空阔、自然壮美的场景永存。

（三）以绿色绩效检验绿色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转向绿色经济的发展模式。无论是工业发展，还是农业生产，或者一些生活消费方式，均需要从绿色角度去思考，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需要考虑我们的行为方式是否会对生态带来影响。随着人类的开发利用与消耗，全球的资源越来越有限，因此需要发展一种适合人类长远发展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从靠自然资源吃饭，到靠维护自然资源致富，过去几十年间，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之间从博弈逐渐走向共生。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对于质量的要求，又将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推向更高层次。未来，生态环保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考核指标（简称“KPI”）。

绿色绩效，是绿色发展的外在反映，是绿色发展的任务指标。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重视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尽管这在一定历史阶段实属必要，但客观上也形成了以GDP论英雄的评价导向，造成一些地区脱离资源环境实际承载能力，追求上项目、铺摊子，导致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加剧等突出问题。在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时代，GDP指标的高低可以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但在全球面临巨大生态环境压力的今天，发展绿色经济、推进绿色发展，还人类家园以蓝天净土清新空气，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惜投入大量资源，结合自身实际开展绿色GDP的实践探索，以此倒逼发展方式转换。

从生态环保角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当说这在理论上已经取得了共识，但在实践中仍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过去，由于监督考核体系不完善，绿色产业在市场上的发展也跟不上，一些企业乃至一些政府部门，对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存在着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与行动。比如，过去企业将污水直接排进河湖，往往要到下游才会被发现，而一旦被发现，情况往往已经很严重了。近年来，随着全社会对环境保护认识的加深和关注度提高，一些重要举措陆续出台。现在，不仅河有河长、湖有湖长，考核指标体系也逐步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引导着大家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为此，很多地方在推动局部地区探索。而未来如何能形成更权威的、为全社会认可的绿色发展，还需要顶层设计，加快制度体系建设，特别是评价标准的设置。

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特别是在去产能过程中，对于“僵尸企业”的淘汰其实也是“绿色KPI”考核中的加分项。多数产能过剩企业、“僵尸企业”与环境污染行业相关，但这些企业由于各种原因无法短时间内全部出清。由此现状应该看清三点：第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推动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要坚定不移，要不断深化；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破解经济结构中的重大结构性难题，特别需要系统配套的改革跟上，比如去产能，解决一些“僵尸企业”问题，就要对地方财政收入、就业和社会稳定问题等通盘考虑，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和保证措施，才能取得实效；第三，我们要加紧推进创新驱动，用心用力用智对新动能进行培育，以期找到新的机会和新的力量，而对于符合“绿色KPI”的业态，特别需要得到来自政府和金融市场的关注和支持。

用好绿色发展的“指挥棒”与“新标尺”，实现定性与定量的有机结合。绿色发展追求的是效率、协调和可持续，在资源容量和环境承载力的限定下实现发展。绿色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在设计时，需要考虑到这一前提条件。从实际情况看，绿色绩效考核体系至少包括经济发展、能源消耗和生态损耗三个方面，做好这三个方面的工作，也是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就要让绿色绩效考核立起来、实起来、严起来，把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生态效益等纳入考评体系，对干部行为形成正向激励、负向倒逼，使绿色成为干部政绩的主色调、主旋律。而科学合理地评估绿色发展绩效，需要将定性评价与定量指标结合起来，既有计算方便、易于获得、有统计数字可查的硬指标，也有问卷调查、群众口碑、社会反映等软指标，变“纯数字化”考核为“数字+质量效益”综合评价，从而更为客观真实地测评各地绿色发展整体水平。

在推进经济绿色转型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干部考核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更加重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生态保育的全新的干部在任考核、离任审计、终身问责的制度体系，初步扭转了一味追求经济增速、不计生态环境后果的局面。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经济发展也要在“绿”字上找到新动能。未来要着力培育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环境保护产业和生态修复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企业携手合作，也会无形中增加投资和就业机会，生态文明和经济建设是融合发展的，可以做到多目标兼顾。比如民宿旅游，就是“乡村旅游+保护环境”，增加了就业，振兴了乡村；再比如推动农产品绿色、有机和地理标识，对产品种植销售进行追根溯源，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必须采取一些硬措施。“十三五”时期全面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就是一项硬措施。作为一种绩效考核体系，“绿色考核”目的在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形成正确的执政导向，强化对绿色发展的刚性执行力。“令在必信，法在必行。”绿色发展指挥棒要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就必须增强考核指标的“威慑力”，对各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实行“零容忍”，以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为基线，促使各地在发展理念上把短期与长期、现在与将来有机结合起来。

绿色绩效考核，应该是一项从规划到执行、从过程到结果的全面性考核工作。以前的考核，仅仅是一个后端工作，关注的是“事后怎样”。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生态环境问题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从环境变化周期来看，无论好坏，效果都难以在短时间内显现。因此，绿色绩效考核应该贯穿决策、规划、执行、结果等全过程。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追究哪个环节的责任。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绿色考核的科学性和精准性，避免出现“谁赶上谁倒霉、谁躲过谁侥幸”的现象。

推进生态文明制度性建设，既要构建涵盖考核制度、责任体系等在内的政策体系，又要打造以绿色金融为代表的发展“推手”。福建、江西和贵州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在水环境治理方面先行先试，积累并形成部分可在全国复制推广的成功经验。福建省提出，健全生态文明责任体系，建立环境监察、经常性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制度。江西省表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完善“一委四组三机制”，加快推进环保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全面开展生态文明综合考核，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全面推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贵州省提出，要提高排污标准，强化排污责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严惩重罚等制度，环境监测监控全覆盖。在探索绿色金融方面，各地在强调以金融引导绿色发展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加大绿色金融推广和创新力度。上海市提出，深化碳排放交易试点，建设全国性碳排放交易市场。青海省表示，要抓好三江源国家公园绿色融资改革试点，积极探索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等各类环境权益融资工具。

在当前我国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保护环境就是保持发展活力，改善环境就是筑牢发展根基。高质量发展要求在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高产出、低排放。这就要求各省份在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差异、发展基础不同的基础上，将绿色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切实推进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主色调。绿色发展是利国利民、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绿色发展成效如何，需要科学严谨的指标设计，更需要广大群众的切身感受，换言之，群众的眼睛就是一把最明亮的“考核标尺”。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市场与社会需要构建具有长效性的良性互动机制，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才会在绿色发展的康庄大道上大步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