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是指供给没有根据需求变化与时俱进进行调整，老百姓更多元更高水平的新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这一矛盾的解决需要长期的努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就是要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以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推动高质量发展就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贯穿经济工作全局的主线，也必然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

（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抓好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策略，也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必然选择。解决供给需求结构性错位，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表象上是速度问题，根本上则是结构问题。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问题的“牛鼻子”已经不在需求侧，而是在供给侧。当前，中国供需关系正面临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已成为阻挡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障：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因此，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端、供给侧入手，调整供给结构，为真正启动内需、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寻求新路径。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不高上，只有通过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才能适应新时代对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一系列成就：宏观经济成功企稳，经济运行稳定性增强；经济结构大为改善，经济韧性大幅提升；增长新动能成长迅猛，传统增长模式的制度基础和利益格局有效改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

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调整，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角不是政府和官员，而是企业和企业家。以往过多地从需求侧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有形之手”伸得过长、干预过多。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则要更多地发挥好企业和企业家的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好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给企业和市场相对稳定的预期，提高其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简政放权，把原来政府掌握的权力下放给市场和企业，让市场活起来，让企业愿意去生产。这种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在于激活微观活力，努力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供给侧改革转换传统经济发展理念，让政府及所有企业、全体民众树立了新经济发展理念。要确保经济高质量、高效率运行，必须在供给端进行有效调整。通过把住供给侧的“准入关”，才能为经济高质量增长、为社会资源最优化配置奠定坚实基础。经济发展再也不能追求大而全，搞摊大饼式低效、高能耗的粗放发展方式，而是应该追求精而尖，搞集约化、低能耗的科学发展方式，同时淘汰旧的生产方式、生产线、产品等与生产无关的东西，促进整个经济发展方式的生态优化。

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强调需求侧管理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的是中央经济工作思路从注重短期经济增长向注重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转变。用更注重以中长期的高质量制度供给统领全局的创新模式，取代以短期需求调控为主的凯恩斯主义模式，在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中，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构建、塑造和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我们常讲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出口），是从经济运行结果着眼的，便于宏观调控进行短期的逆周期调节，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从经济运行的源头入手，从产业、企业角度观察认识问题，更加突出长远的转型升级。

当前的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速度变化、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复杂转型过程。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从表面上看是总量问题和周期性矛盾，实际是供给体系的创新能力无法适应消费需求变化，生产能力闲置和过剩并存，是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用扩张总需求的办法不仅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相反，过度依赖刺激性总量政策，有可能导致结构性问题进一步恶化。为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改革，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与约束，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经济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经济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性任务，其难点和重点就在于如何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真正建立起一套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在我国，一个完善、健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成，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没有厘清，还存在某些政府对市场的不当管制与干预，在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供给侧要素方面，存在严重的“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

具体来看，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供给侧的优化调整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效应，资源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流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难以得到充分释放。通过简政放权的供给侧改革，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包括商品市场体系和要素市场体系，形成供求决定价格、价格调节供求的机制体制，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此外，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是优化供给结构的重要着力点，也是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发挥人力资本作用，更加注重调动和保护人的积极性。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两类人最为关键：一类是富于创新和敢闯敢为的企业家，另一类是工匠和劳模。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这两方面是提高供给体系中人力资本的重要保障。

高质量发展在本质上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发展，是能够全面体现和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它不仅要有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要有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而且要满足在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以及全面开放体系等方面的更高要求。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已转化成结构性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在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经济工作的主线，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发力，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要扎实推进实体经济发展，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新体系，不断适应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二）“三去一降一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其中去产能主要是去除一些工业领域的过剩产能，去库存主要是指去掉三四线城市的过多的房地产库存，去杠杆主要是指降低杠杆率，降成本主要是降低企业的负担，补短板主要是加快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建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地方落实、战役实施与重点任务进行了全面部署，取得了明显成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空间、效益基础、动力来源和制度环境。

钢铁、煤炭、煤电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积极有序推进，2018年1月至7月，退出煤炭产能约8000万吨，完成全年任务1.5亿吨的50%以上；压减粗钢产能2470万吨，完成全年任务3000万吨的80%以上。去产能推动钢铁、煤炭、煤电等行业供求关系显著改善，企业效率持续向好。落后产能的淘汰，不仅为优质产能和新兴产业提供了有效发展空间，更为市场良性运转打下了基础，确保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能源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其目的就是将宝贵的资源要素从那些产能严重过剩、增长空间有限的产业和“僵尸企业”中释放出来，理顺供给端，提高有效供给，创造新的生产力。当前，我国经济存在严重的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产品与服务的升级严重落后于消费结构和消费需求的升级，形成产能的结构性过剩。应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业链上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从而替代高端进口产品消化部分产能。更加注重创新带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制度结构和布局结构的优化，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去库存方面，2018年初商品房待售面积比上年末减少10616万平方米，大部分城市商品房库存回落至合理水平，为房地产市场进行长效机制建设和住房制度改革创造了良好环境。化解房地产“库存风险”的重要途径就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同时，加快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其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

在去杠杆方面，我国宏观杠杆率的增速大幅度下降，企业资产负债率有效降低，为控制金融泡沫、服务实体经济创造了条件。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名义杠杆率并不高，但潜在风险也不小，存在较多隐性债务，债务增长偏快。当前金融监管的首要任务，是在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同时，标本兼治，逐步并有效地重组和化解债务，切实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积极有效地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改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办法。加强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在降成本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3.88元，比上年减少0.2元；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费用为8.7元，增加0.02元；每百元资产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为93.3元，增加1.6元。持续减税降费，为企业利润的提升创造了条件，使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得到大幅提升。当前的实体经济在利润和盈利能力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的同时成本上涨较快等问题进一步突显。通过“组合拳”的方式，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一方面，要注重降低企业的各种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另一方面，要帮助企业降低财务成本，提供优良的融资环境，降低电力价格，推进流通体制改革，推动企业降低物流成本。(www.daowen.com)

在补短板方面，补短板的首要任务就是打好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高扶贫质量。截至2018年，5年来贫困人口减少6600万人以上，精准扶贫取得决定性进展，为进一步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全党全国对精准脱贫工作高度重视，资金投入和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精准脱贫正在有规划按步骤、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农村贫困这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将会如期补上。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特别是增强贫困群众和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把扶贫同扶智、扶志更好结合起来，加快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造血功能和脱贫意志，确保在2020年后脱贫地区持续发展进步、脱贫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另一方面，补短板同样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法”。2018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对城镇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超过70%，对经济的引领作用大为增强。要通过扩大要素供给，发展新兴产业，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还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推动企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的创新进程。

此外，在“放管服”改革方面，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大幅减少，中央政府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数量累计减少90%，大大降低了各类制度性交易成本，为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随着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环境资源约束加重等，要素成本上升成为客观现实。对此，需要通过技术、模式的不断创新来降低其负面影响，或提高产品价值来抵消成本上升的影响。与此同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亟待进一步推进。在此过程中，政府职能与角色转型至关重要：在角色定位上，要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防止过度和不当干预市场；在制度建设上，要依法保护产权，让市场参与者形成稳定预期，增强其投资信心；在优化竞争环境上，要启动新一轮国企改革，推动垄断行业开放，拓展民间投资空间；在融资机制上，要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同时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消除监管“真空”。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点在于实体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位。但同时，随着人口红利的衰减，要素资源约束的加剧，过去发展实体经济主要依靠的需求侧管理，其所产生的副作用日渐明显。当前我国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结构性错位，突出反映在实体经济供给侧的质量不高，主要表现为：有效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升级需要；“僵尸企业”僵而不死致宏观杠杆率高位运行，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房地产泡沫风险聚集，存在大量的无效供给；旧发展动能日益衰减，而新发展动能的形成和壮大尚需时日。因此，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是一个系统工程。总体上来说，从企业角度来看，必须转变观念，适应新时代消费需求的新变化，与时俱进地创新技术与商业模式，从而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从政府角度来看，也要与时俱进地提高对行业、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标准，尤其是质量标准、技术标准，同时加强质量监管。通过加强标准制定和监管，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保持市场公平竞争。同时，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使新动能更快更好发展壮大。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全面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坚持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围绕改善营商环境和解决群众办事难问题，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发展实体经济为着力点，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主攻方向。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要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值得注意的是，“破”不仅是针对某一种过剩产能、某一家“僵尸企业”，更是破除对旧模式、旧路径的依赖和侥幸心理。去产能战役号角吹响已有数年，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整体成效时进时退。其原因不在于市场信号不明，而在于各地、各行业、各企业或寄希望于他人率先去产能而坐享市场红利，或怀有政府兜底、向外输出等侥幸心理，或推脱于员工安置压力。一旦政策有所放松或市场价格有所回升，则容易出现反复。

对此，在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当下，对于企业而言，不能再寄希望于政府的补贴救助，不能坐等政策红利，而应当及早捕捉市场信号，发挥企业家精神，进行适应性调整。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要敢于啃硬骨头，尽快打破此前“唯GDP论”下对规模、数据的迷恋，一方面坚决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让稀缺的优势资源得以流向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另一方面积极设立就业和社会保障基金，通过为分流职工提供转岗培训等方式，守住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底线。

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中国也掀起创新创业大潮，并依托市场规模优势，在数据积累、人才积累方面颇具竞争力，甚至在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不过，要想在上述基础上实现弯道超车，打造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与公司，还需进一步推动改革，为企业营造鼓励创业创新的良好市场环境。事实上，中央已推出一系列减少行政审批、加快财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措施。就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强调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创新权益、自主经营权，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态度——在一系列职能转变与优化服务政策之后，中央日益重视体制机制的建设与完善。

同时，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营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氛围。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加大投入力度支持传统产业技术改造，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和基础零部件、工艺和材料。要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主要是瞄准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形成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十三五”乃至更长时间内，都是中国经济工作的主线。在结构性改革领域，要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导向，发挥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示范作用，抓住转方式、调结构这个关键，以解决重大结构性矛盾为突破口，加快构建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迈上新台阶。一些地区应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实现产业链向高端延伸，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增进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区域、产业、制度、产品等多个方面的竞争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公益性、产业基础、国民经济控制力来实施全面的国有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打造成为产业发展的“助推器”，优化国有资本的产业分布，创新国有资本的治理方式。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清理各种税收、财政返还等优惠政策，财政支出不应再面对具体企业，而是支持人才、信息、技术、资源等要素市场平台的建设，让所有市场主体实现“起点公平”。建立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的政绩考核体系，促进地方政府更加注重经济供给质量的提升，增强其为市场、为社会主体服务的能力。

加快简政放权改革，提高供给质量。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对市场包括要素价格的直接管制，改革要素供给，形成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体系。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本质正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一方面，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避免政府的“有形之手”过长、乱伸；另一方面，要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把该管的管住、管好，把该服务的服务好。在简政放权、监管职能调整的同时，应考虑机构编制、经费投入、人力资源的同步调整，以便于基层政府能够承担得住下放的权力，在事中事后监管上有足够的力量。

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供给水平。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这就要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在农产品、工业制成品、装备制造、工程建设、服务业等领域提高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提升竞争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引导企业突出主业，发扬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增强核心竞争力。需要把标准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标准的全面提升推动产业升级，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以所有制结构调整为突破口，发挥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联动作用。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务实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调整优化国资布局结构，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发展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而对于国有经济比重相对较高地区，要进一步发挥其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优势，积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形成一批行业“排头兵”。

优化贸易结构，发挥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推动作用。在提升出口对经济增长质量带动作用的同时，进一步重视进口对一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其是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机遇，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和结构调整，注重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两者之间的平衡，推进高水平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与此同时，加强品牌建设，提升国产产品质量。品牌是企业走向强大的必由之路，如果企业缺乏品牌意识，从长远来看，将会给企业带来一系列危机。在供过于求的市场上，以质量为依托的品牌成为消费者进行选择购买的关键因素，没有品牌就无法获得较高的附加值，无法与国外同类知名品牌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