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Krechmer（2000）的说法，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标准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范式转变：在农业时代，标准的作用是计量单位和参照；在工业化时代，标准的作用是为机械耦合提供相似性；在系统时代，标准则提供了兼容性和仪式规范的作用。为公众所熟知的标准发展浪潮有三次。第一次浪潮始于18世纪末，惠特尼利用标准化原理在两年内造出10 000支来复枪，首开标准化先河。对此次标准化中标准作用的理解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在分工与合作之间，标准充当了公共品的作用（Kindlerberger，1983）。零部件的标准化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第二波标准化浪潮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生产复杂性的增加和世界市场的拓展，迫切需要更多标准来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成本，保障社会化大生产的顺利进行，福特的“流水线生产”和泰勒的“科学管理”观念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以及国际上的标准化组织也纷纷成立，比如成立于1901年的美国国家标准局，成立于1906年的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刘振刚，2005）。20世纪70—8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兴起，网络效应成为主导第三次标准发展潮流的动因。David（1985）把标准分为四类，分别为兼容/界面标准、最低质量/质量差别标准、减少多样性的标准和信息标准。Foray和Grubler（1990）则把David对标准的分类与标准化发展浪潮联系起来。Swann（2000）进一步对David的每一类标准对经济活动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做了区分。

David、Swann等人对标准的分析更多关注标准对宏观经济绩效的影响。与此相对地，由于产业标准本身蕴涵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从更微观的角度看产业标准是如何形成的，谁又能影响和掌控标准并从中获益更为微观经济学家所关注。在产业标准微观研究领域，一个常用的分类方式是事实标准与正式标准。事实标准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正式标准则是由政府委托制订或者由标准化组织协商提出的。[1]David和Greenstein（1990）从发起人的角色和标准利益归属的角度考虑，认为标准可以分为四种。①无发起人标准：虽然在社会公共领域存在一套比较完整的规范，但是该技术标准并没有明确的创作者拥有该标准的权利，也没有后续代理人存在并掌握这些标准。②有发起人标准：存在一个或几个发起实体直接或间接拥有标准的产权，有激励诱使其他人采用该标准。③由自愿发起的标准著述（Standards Writing）组织达成一致、推行的标准。④委托治理标准，由政府及其代理人推行的具有规制性的标准。

沿着David和Greenstein的思路向前推进一步，我们就可以发现，正是在标准形成过程中参与人类型与行为的差别，导致了标准形态和利益分配的差别。我们可以根据标准形成过程中参与人、协调性以及强制性的不同，把不同类型的标准划分为一条“光谱”（见图6-1）。标准的不同形态正是由技术发展不同阶段的主导参与人的行为特点决定的。在一个独立封闭的经济体中，我们可以把标准参与人分为三类，即消费者、厂商和政府（其中企业联盟归入厂商类，官方标准化组织归入政府中）；也可以把它们分为四类，即消费者、厂商、政府和标准化组织。只包含企业联盟及左方部分参与人，是事实标准的形成过程；包含官方标准化组织及右方部分则成为正式标准。从左向右，表示标准参与人的数量在增加，同时协调成本在增加，标准形成时间在延长，标准的强制力也在增强（毛丰付，2007）。

参与者不同，形成标准产权的归属也不同。只有消费者自发形成的标准没有发起人。因此，没有产权或者说属于开放（Open）产权，比如早期的Linux，多数开放源（Open Source）软件都可以归入此类。当企业也参与后，企业作为标准发起人成为标准产权的拥有者，而标准成为私有（Private）产权或者私人设计（Private Design），比如Windows操作系统。当几个企业为共同发起人合作开发或者通过交叉授权等方式组成标准企业联盟时，标准属于集体（Collective）产权，比如CDMA。当成为正式标准后，该标准就成为面向社会的公共（Public）产权，比如TCP/IP协议。不同的参与人在标准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消费者的选择作为引导潮流和影响转换基础在无发起人标准中对标准的转换影响巨大，但是因为集体行动困境和搭便车的存在，当其他参与人加入后，其影响将较难发挥。厂商一直是事实标准竞争中的主角，包括在许多由事实标准演化而成的正式标准博弈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政府既可能扮演消费者（大客户）影响标准选择，也可能协调生产者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还起着监督维系经济秩序的作用。(www.daowen.com)

图6-1　标准与标准竞争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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