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标准内生于技术，是一个社会用来对技术进行编码（Codify）的方式。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技术标准，每个时代的技术标准都会趋向当时技术上最适宜和最为文化所接受的标准。农业时代的“车同轨、书同文”和度量衡成为重要的社会标准，工业时代的动力机械构造的相似性成为重要标准，而在信息时代，联通和兼容是最重要的社会技术标准。按照David（1987）的经典分类，标准问题可以归结为四类，分别是兼容/界面标准、最低质量/质量差别标准、减少多样性的标准和信息标准（披露）。一般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多属于第二种。但是在近几十年的国际竞争中，ICT产业兼容/界面标准却变得越来越重要。

网络条件下标准的重要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从横向角度看，网络的有效运行，需要网络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配合。因此，网络间的通信和兼容成为首要条件，保证通信与兼容得以实现的标准至关重要。这种标准可以是技术上的，比如互联网中的TCP/IP协议，也可以是社会的，比如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可以组成一个语言网络，在这个语言网络中所用的语言就是一种标准。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迅速普及，人们对自己置身的网络环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不仅“信息技术产业，逐渐围绕着互联网而组织，成为整个经济新技术与管理专业知识的来源”，而且网络已经成为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的组织形态。在网络条件下，为了利用和享受网络带来的好处，必须主动或者被动地接受网络的标准。较大的网络会带来更多的利益，从而吸引更多的使用者壮大网络，这种正反馈机制会使有一点初始优势的网络在竞争中迅速获胜，最终成为压倒性（甚至唯一）的网络。这个网络的标准也成为所有参与者必须接受的准则。从纵向角度看，网络的动态性、复杂性和快速变化导致模块化生产方式的产生。模块化设计原则首先产生于计算机行业，是为解决复杂的巨系统实现而提出的。被模块化设计的系统（产品）功能由许多子系统协调工作来完成，这些子系统内部结构既相互独立，又遵循一定的规则彼此联系。因此，生产链条往往纵向延伸，消费者面对的常常是一组互补产品组成的系统产品。在这种互补性强的纵向产业结构中，保证互补品之间能够协调工作的协议（界面、平台标准）的作用至关重要。20世纪后半叶，国际生产领域以微软和英特尔为代表的“温特制”（Wintel）生产方式就是以模块化为基础，利用自己的高技术和强大信息网络的优势，“以产品标准和商业游戏规则为核心，整合、控制全球资源”。

标准是产业发展的秩序和规则，这一点在信息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信息技术的先导性、基础性和渗透性，信息交换与处理技术的变化正影响着个人、组织及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使整个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革（青木昌彦，2006）。信息技术产业因而成为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提升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动力，也是各国争夺产业发展“控制权”和“话语权”的焦点所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9）。因此，信息技术产业标准竞争在整个产业系统的竞争中处于核心位置。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大国来说，建立自己的产业标准具有极为特殊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产业标准竞争的格局中处于后发和跟随的地位。在产业竞争环境里，产业标准的先行者即意味着在产业竞争中居于垄断和支配地位，而后发者则是标准的接受者（Maskus，Otsuki，Wilson，2004），居于被支配地位，无法享受到应得的产业利益和产业发展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又必然要求有相对独立完善的产业体系。如果仅将自己的优势集中于产业低端的制造加工，世界上既无足够多的资源满足中国企业的进口需要，也无足够大的市场满足中国企业的销售需要。这种后发大国的产业困境要求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产业体系和产业标准，必须在产业竞争舞台上占据相应的一席之地，这就对后发产业标准崛起提出了要求。(www.daowen.com)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的主流经济理论研究大多是以先发国家为研究对象，很少见到对后发国家产业标准崛起的研究。不过，在现实的产业实践中，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中国一直在上演着产业标准竞争的悲喜剧，这些标准竞争中的努力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总结和研究后发国家产业标准崛起的机会。国内已经有不少学者以中国发生的标准战为对象进行了研究，比如对TD-SCDMA（余江等，2004；谭劲松、林润辉，2006；唐晓华、杨灵，2009）、EVD（谢伟，2005）、数字电视（李纪珍，2003）又称IGRS标准、闪联标准（薛卫、雷家骕，2008）、EOS（张米尔、游洋，2009）等标准竞争案例进行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