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是提高社会效率的经济机理，标准化减少了用户寻找和协调的成本，避免了过度惰性（Excess Inertia），对交易成本、专业化、劳动分工、技术引进及其扩散率都会产生长期的重要影响，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市场选择技术具有偶然性，可能因“小事件”而锁定在某种技术上，而这一技术未必效率最优。因此，消费者分散的自利决策最终可能导致集体无效率，且标准一旦形成，消费者因转换成本太高而拒绝接受新的更优技术，这一成本既有学习代价、经济损失等，也有“潮流风险”。技术标准因减少供应商和用户的不确定性而节约交易成本。政府可以通过影响产品客户需求以及标准的数量和开放程度，从而影响标准的市场选择；从技术标准的跨国福利效应看，政府若作为跟随者而发起不兼容标准是不理性的。Shy（2013）证明在消费者偏好呈网络外部性的情况下，两国互认对方的标准是帕累托改进的。

国内学者更关心标准对中国等后发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金雪军（2006）等首次提出把建设技术标准体系作为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途径；熊红星（2006）介绍了网络效应下标准竞争特点及公共政策问题；毛丰付（2010）研究得出标准形态演变由主导参与人决定，并提出相应的竞争政策启示，以及主导性预期在标准联盟形成中的作用及其福利效应；赵英(www.daowen.com)

（2008）则研究了中国制造业技术标准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系；史晋川和吴意云归纳了兼容性标准与新技术采纳、R&D策略的关系；吴文华（2009）系统研究了高技术企业技术标准联盟的治理结构和机制。近年来，国内标准案例研究如移动通信TD-SCDMA、EVD、数字电视、闪联标准（IGRS标准）、EOS等，以及标准锁定、竞争壁垒、反垄断政策等也受到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