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泰尔指数属于汇总指标，因此本章重点从全国层面和三大地区层面进行分析。其中，全国层面包含总体差异分析、地区内差异分析和地区间差异分析，而三大地区层面则是总体差异分析。

图4-4　1994—2018年全国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泰尔指数分解结果

首先，分析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情形。根据图4-4，从全国层面泰尔指数的分解结果看，地区内差异是导致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且其变动趋势也与总体差异更加接近。从期初值和期末值大小来看，1994年，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的总体差异指数、地区内差异指数和地区间差异指数分别为0.00086、0.00063和0.00023，地区内差异占比为72.99％，地区间差异占比为27.01％；到了2018年，上述三种差异指数分别下降至0.00055、0.00048和0.00007，地区内差异占比上升至87.17％，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而地区间差异占比下降至12.83％。从变动趋势来看，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的总体差异并未呈现稳定的变动趋势，而是具有明显的波动特征，在互联网1.0和互联网3.0时代，大致呈现两轮先升后降趋势；在互联网2.0时代，大致呈现先升后降再升趋势；在互联网4.0时代，大致呈现上升趋势。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的地区内差异变动趋势类似于总体差异的变动趋势，而地区间差异指数则几乎在0附近变动，只有1994年、2004年和2009年出现了偏离0的趋势。结合前文对泰尔指数的定义，从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角度看，区域总体差异有所减小。由于地区内差异反映的是三大地区内各省之间的差异，而地区间差异反映的是三大地区之间的差异，故上述结果表明，三大地区内部各省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而三大地区之间的差异相对小一些。

进一步从分地区层面看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根据图4-5，没有哪个地区的总体差异始终是最大值或最小值，其中：西部地区出现最大值的次数最多，为14次；东部地区出现最小值的次数最多，同样为14次。从期初值和期末值的大小来看，1994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的总体差异指数分别为0.00034、0.00037和0.00108；到了2018年，三大地区总体差异指数分别为0.00061、0.00022和0.00053，东部地区总体差异有所增大，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总体差异有所减小。从变动趋势来看，结合全国层面的总体差异变动趋势，三大地区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并未呈现稳定的变动趋势，从互联网1.0时代到互联网3.0时代，西部地区的变动趋势与全国层面相似，是主导全国层面总体差异变动的主要因素，而在互联网4.0时代，东部地区的变动趋势与全国层面相似，是主导全国层面总体差异变动的主要因素。

其次，分析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情形。根据图4-6，从全国层面泰尔指数的分解结果来看，与进入率相同，地区内差异也是导致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且其变动趋势与总体差异更加接近。与进入率相比，退出率的总体差异更小一些。从期初值和期末值大小来看，1994年，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的总体差异指数、地区内差异指数和地区间差异指数分别为0.000123、0.000117和0.000006，地区内差异占比为95.12％，地区间差异占比为4.88％；到了2018年，上述三种差异指数分别为0.00014、0.00010和0.00004，总体差异有所增加，地区内差异有所减小，且占比下降至78.87％，主导地位有所减弱，而地区间差异有所增加，且占比上升至29.13％。从变动趋势来看，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的总体差异并未呈现稳定的变动趋势，而是具有明显的波动特征，在互联网1.0、互联网2.0和互联网3.0时代，大致呈现两轮先升后降趋势；在互联网4.0时代，呈现先升后降趋势。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的地区内差异变动趋势类似于总体差异的变动趋势，而地区间差异指数则几乎在0附近变动，只有在1996—1999年、2001—2003年和2017年之后出现了偏离0的趋势。以上结果表明，从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角度看，尽管区域总体差异小于进入率的区域总体差异，但区域总体差异有所增大，主要是因为地区之间的差异有所增大，且地区间差异近年来有扩大的态势。(www.daowen.com)

图4-5　1994—2018年分地区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泰尔指数分解结果

进一步从分地区层面看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根据图4-7，没有哪个地区的总体差异始终是最大值或最小值，其中：东部地区出现最大值的次数最多，为14次；中部地区出现最小值的次数最多，为12次。从期初值和期末值的大小来看，1994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的总体差异指数分别为0.00017、0.00003和0.00013；到了2018年，上述三大地区总体差异指数分别为0.00009、0.00015和0.00008，东部和西部地区总体差异有所减小，中部地区总体差异有所增大。从变动趋势来看，结合全国层面的总体差异变动趋势，三大地区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并未呈现稳定的变动趋势，在互联网1.0和互联网2.0时代，东部地区的变动趋势与全国层面相似，是主导全国层面总体差异变动的主要因素，而在互联网3.0和互联网4.0时代，除了2009年，中部地区的变动趋势与全国层面相似，是主导全国层面总体差异变动的主要因素。

图4-6　1994—2018年全国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泰尔指数分解结果

综上，从泰尔指数分解的分析结果来看，进入率的区域差异有所缩小，而主因是地区内差异有所缩小；退出率的区域差异有所增加，主因是地区间差异有所增加。无论是哪个层面的区域差异，地区内差异都占据主导地位，即区域差异主要是地区内部各省之间的差异所致。从分地区看，就进入率的区域差异而言，早期西部地区主导，后期东部地区主导；就退出率区域差异而言，早期东部地区主导，后期中部地区主导。进一步从互联网4.0时代的角度来看，相较于前三个时代，互联网4.0时代的区域差异更小一些，这表明不同地区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更加具有收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