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表4-3，从整个时间段各省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均值的大小看，我国所有省份的均值都大于0.1，表明数字经济企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其中：贵州的均值最大，为0.2214；江苏的均值最小，为0.1651。分时间段看：在互联网1.0时代，河南的均值最大，为0.2377，甘肃的均值最小，为0.1379，前者是后者的1.72倍。在互联网2.0时代，新疆的均值最大，为0.2615，海南的均值最小，为0.1636，前者是后者的1.60倍，差异有所缩小，且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有所增加。在互联网3.0时代，重庆的均值最大，为0.1891，新疆的均值最小，为0.1104，前者是后者的1.71倍，差异有所扩大，但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有所减小。在互联网4.0时代，江西的均值最大，为0.3104，江苏的均值最小，为0.2226，前者是后者的1.39倍，差异有所缩小，且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有所增加。从变动趋势来看，互联网2.0时代相对于互联网1.0时代，除了北京、辽宁、上海和河南，其他27个省份的均值都有所上升；互联网3.0时代相对于互联网2.0时代，则只有天津的均值有所上升；互联网4.0时代相对于互联网3.0时代，全部省份的均值都有所上升。将不同阶段联系起来看，只有天津的均值始终处于上升过程，没有哪个省份的均值始终处于下降过程。以上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数字经济企业以较快速度成长，进入率始终大于10％，但发展的区域差异明显，且互联网2.0时代和互联网4.0时代是数字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

表4-3　1994—2018年各省份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的测算结果

续　表

从整个时间段各省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时间层面标准差的大小看：西藏的标准差最大，为0.1252，北京的标准差最小，为0.0466，两者之间的差异要大于前面均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异。分时间段来看：在互联网1.0时代，西藏的标准差最大，为0.2115，浙江的标准差最小，为0.0259，前者是后者的8.17倍。在互联网2.0时代，新疆的标准差最大，为0.1224，北京的标准差最小，为0.0295，前者是后者的4.15倍，差异有所缩小，主要是因为最大值缩小幅度明显。在互联网3.0时代，贵州的标准差最大，为0.0923，海南的标准差最小，为0.0164，前者是后者的5.63倍，差异有所扩大，且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有所减小。在互联网4.0时代，新疆的标准差最大，为0.0873，江苏的标准差最小，为0.0067，前者是后者的13.03倍，差异继续扩大，且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有所减小。从变动趋势看，互联网2.0时代相对于互联网1.0时代，只有10个省份的标准差有所下降，多数省份的标准差有所上升；互联网3.0时代相对于互联网2.0时代，有26个省份的标准差有所下降；互联网4.0时代相对于互联网3.0时代，有25个省份的标准差有所下降。将不同阶段联系起来看，只有河北、河南、湖南、内蒙古和青海的标准差始终处于下降过程，没有哪个省份的标准差始终处于上升过程。以上结果表明，不同省份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随时间波动的差异明显，而且呈现波动逐渐减小的趋势；在互联网3.0时代和互联网4.0时代，绝大多数省份的进入率随时间波动的程度有所减轻。结合前面对均值的分析结果，总体而言，进入互联网4.0时代后，相较于前三个时代，互联网企业进入率的均值更大且更加平稳。

下面本章进一步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的角度对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进行分析。根据图4-2，从三大地区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均值的大小来看，没有哪个地区一直是均值最大或最小的地区，其中，中部地区出现最大值的次数最多，为11次；中部和西部地区出现最小值的次数相同，均为9次。从变动趋势来看，三大地区的均值大致呈现两轮先升后降趋势，以2012年为分界点，且在第二轮先升后降的过程中，三大地区的变动更加接近。将变动过程与互联网发展阶段联系起来看，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在互联网1.0时代主要呈现上升趋势，在互联网2.0时代主要呈现下降趋势，在互联网3.0时代主要呈现先降后升趋势，在互联网4.0时代主要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从期初值和期末值的大小来看，1994年，东部地区均值为0.1812，中部地区均值为0.1288，西部地区均值为0.1296；到了2018年，东部地区均值为0.2628，中部地区均值为0.2672，西部地区均值为0.2343。该结果表明，尽管出现了两轮下降过程，但三大地区的期末值都大于期初值。综上表明，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具有较为明显的易变，但即使在波谷，进入率也维持在10％以上，数字经济企业一直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根据表4-4，从整个时间段各省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均值的大小来看，我国所有省份的均值都小于0.1，即都小于进入率均值，这进一步表明数字经济企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其中：新疆的均值最大，为0.0774，北京的均值最小，为0.0157，前者是后者的4.93倍。分时间段看：在互联网1.0时代，新疆的均值最大，为0.0927，北京的均值最小，为0.0003，前者是后者的309倍。在互联网2.0时代，海南的均值最大，为0.0994，黑龙江的均值最小，为0.0114，前者是后者的8.72倍，差异有所缩小，且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有所增加。在互联网3.0时代，新疆的均值最大，为0.0692，西藏的均值最小，为0.0137，前者是后者的5.05倍，差异进一步缩小，主要是因为最大值减小幅度较大。在互联网4.0时代，江西的均值最大，为0.0722，北京的均值最小，为0.0187，前者是后者的3.86倍，差异进一步缩小，且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有所增加。从变动趋势来看，互联网2.0时代相对于互联网1.0时代，只有5个省份的均值有所下降；互联网3.0时代相对于互联网2.0时代，有23个省份的均值有所下降；互联网4.0时代相对于互联网3.0时代，有13个省份的均值有所下降。将不同阶段联系起来看，只有山东和新疆的均值始终处于下降过程，河北、西藏和陕西的均值则始终处于上升过程。以上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数字经济企业的退出率明显小于进入率，但退出率的区域差异同样明显，且互联网3.0时代是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最高的阶段。

图4-2　1994—2018年三大地区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的均值测算结果

表4-4　1994—2018年各省份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的测算结果(www.daowen.com)

续　表

续　表

从整个时间段各省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时间层面标准差的大小来看：海南的标准差最大，为0.0671；湖北的标准差最小，为0.0177。前者是后者的3.79倍，两者之间的差异要小于前面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异。分时间段来看：在互联网1.0时代，上海的标准差最大，为0.0502，北京的标准差最小，为0.0005，前者是后者的100.4倍。在互联网2.0时代，海南的标准差最大，为0.1054，黑龙江的标准差最小，为0.0053，前者是后者的19.89倍，差异有所缩小，且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有所增加。在互联网3.0时代，新疆的标准差最大，为0.0522，广西的标准差最小，为0.0054，前者是后者的9.67倍，差异进一步缩小，主要是因为最大值明显缩小。在互联网4.0时代，海南的标准差最大，为0.0584，湖南的标准差最小，为0.0109，前者是后者的5.36倍，差异进一步缩小，且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有所增加。从变动趋势看：互联网2.0时代相对于互联网1.0时代，有19个省份的标准差有所下降，占半数以上；互联网3.0时代相对于互联网2.0时代，有22个省份的标准差有所下降；互联网4.0时代相对于互联网3.0时代，只有12个省份的标准差有所下降。将不同阶段联系起来看，只有吉林和湖南的标准差始终处于下降过程，没有哪个省份的标准差始终处于上升过程。以上结果表明，不同省份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随时间波动的差异明显，而且呈现差异先缩小后扩大的态势；在互联网2.0时代和互联网3.0时代，绝大多数省份的退出率随时间波动的程度都有所减轻。结合前面对均值的分析结果，总体而言，进入互联网4.0时代后，相较于前面三个时代，互联网企业退出率的均值更大，且表现更加不平稳。

下面本章进一步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的角度对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进行分析。根据图4-3，从三大地区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均值的大小来看，没有哪个地区一直是均值最大或最小的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出现最大值的次数最多，为15次；中部地区出现最小值的次数最多，为11次。从变动趋势来看，三大地区的均值大致呈现先升后降再升的趋势，且三大地区之间在变动方面的差异先扩大后缩小又扩大。将变动过程与互联网发展阶段联系起来看，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在互联网1.0时代主要呈现上升趋势，在互联网2.0时代主要呈现先升后降趋势，在互联网3.0时代主要呈现下降趋势，在互联网4.0时代主要呈现上升趋势。从期初值和期末值的大小来看，1994年，东部地区均值为0.0171，中部地区均值为0.0089，西部地区均值为0.0116；到了2018年，东部地区均值为0.0545，中部地区均值为0.0770，西部地区均值为0.0728。该结果表明，尽管出现了一轮下降过程，但三大地区的期末值都大于期初值。以上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具有易变的特征，但即使在波峰，退出率也小于10％，即小于企业进入率。所以，即使从退出率看，数字经济企业仍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图4-3　1994—2018年三大地区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的均值测算结果

综上，通过对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和退出率的基本分析，从总体来看，数字经济的进入率明显高于退出率，但各省之间差异明显，说明数字经济处于不平衡的快速发展阶段。各省在互联网不同发展时代也存在一些差异，在互联网3.0时代，以进入率高增速为特征；在互联网其他三个时代，则都以退出率高增速为特征。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属于退出率更高的地区，而中部地区属于进入率更高的地区，说明东部地区的竞争更激烈，而中部地区的活力更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