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中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差异展开具体分析之前，本节首先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做一个简要的回顾，主要从数字经济企业总量的角度展开。

根据图4-1，从总体来看，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呈现加速的态势。具体从全国数字经济的总数看，20世纪90年代之前，相较于之后的情况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处于相对缓慢的时期，但即使在这一阶段，中国数字经济企业数量也实现了较快增长，从1949年的10家增长至1989年的16 191家。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参考方兴东（2016）的阶段划分，在互联网1.0时代（1994—2000年），数字经济企业总数从60 096家增长至133 176家，增加幅度为122％；在互联网2.0时代（2001—2008年），数字经济企业总数从160 138家增长至486 247家，增加幅度为204％；在互联网3.0时代（2009—2014年），数字经济企业总数从530 122家增长至980 096家，增加幅度为85％；在互联网4.0时代（2015年至今），数字经济企业总数从1319712家增长至2 800 187家，增加幅度为112％。由此可见，随着中国跨入互联网4.0时代，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速度较互联网3.0时代有所提高。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主要从进入互联网1.0时代开始，也即从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开始。因此，后文的分析起点也是1994年。中国省级层面1994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依然是以数字经济企业总量衡量数字经济发展。在1994年，数字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是广东，第二梯队包括辽宁、山东、上海、江苏、浙江和四川等6个地区。除了宁夏、贵州、青海和西藏这4个地区外，其他地区都属于第三梯队。其中，广东的数字经济企业总数为11 636家，西藏的数字经济企业总数为43家，两者差异明显。总体来看，东部地区发展更快一些，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

图4-1　全国数字经济企业总数情况

前面省域层面的分析可能会掩盖城市发展的情况，尤其是直辖市的发展情况。因此，表4-1将1994年数字经济企业总数排名前20的城市数据进行了汇总。排名前20的城市里面，只有成都市和西安市不属于东部地区，其他18个城市都属于东部地区。处于第二梯队的上海市和处于第三梯队的北京市，如果从城市层面看，其数字经济发展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规模最大的上海市，其总数相当于排名第20位的西安市的4.43倍，差异明显。另外，排名前20的城市中，只有上海市和深圳市的占比超过了5％，第3到第9名的占比都超过了2％，剩下城市的占比都超过了1％；从累积占比的角度看，排名前20的城市累计占比高达44.46％，占到了全国40％以上，表明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集聚特点。

表4-1　1994年城市数字经济企业总数排名(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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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级层面2018年数字经济发展情况，依然是以数字经济企业总量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的。其与1994年进行对比可知，数字经济企业总数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梯队更多，出现了5个梯队，数字经济发展结构更加具有递进性。具体来看，在2018年，数字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是广东和浙江，第二梯队包括河北、北京、山东、江苏、上海、河南、安徽、福建和四川等9个地区，第三梯队包括黑龙江、辽宁、陕西、湖北、湖南、江西、重庆、广西和云南等9个地区，第四梯队包括天津、海南、吉林、内蒙古、山西、贵州、宁夏、甘肃和新疆等9个地区，第五梯队包括青海和西藏。其中，广东的数字经济企业总数为133 744家，西藏的数字经济企业总数为1 018家，两者差异依然明显。总体来看，到了2018年，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更为明显的递进发展态势，东部地区依旧是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其次是中部地区，最后是西部地区。

接下来进一步从城市层面看，表4-2将2019年数字经济企业总数排名前20的城市数据进行了汇总。将表4-2与表4-1进行对比可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非东部地区城市，比如重庆市、武汉市、长沙市、郑州市、青岛市、合肥市和济南市等新晋城市。若加上之前就进入前20的成都市和西安市，总共有9个城市不是东部地区的，其他11个城市都属于东部地区。规模最大的深圳市，其总数相当于排名第20位的福州市的6.25倍，差异相较于1994年进一步扩大。另外，排名前20的城市中，深圳市、北京市和广州市的占比超过了5％，第4到第8名的占比都超过了2％，剩下城市的占比都超过了1％：从累积占比的角度看，排名前20的城市累计占比高达54.34％，占比已经超过了50％，比1994年的占比更高，表明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集聚特点有所增强。

表4-2　2019年城市数字经济企业总数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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