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英文版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注意。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熊彼特主义”崛起并日见声势,一个重要标志是熊彼特的拥护者和追随者把“创新理论”发展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另外两个分支:一是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二是以制度变革和制度形成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新熊彼特主义”。
(一)技术创新经济学
技术创新经济学发源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但不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一般演绎与分解,也不是简单地将创新理论的理论框架套在技术创新的范畴之上,而是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新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即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用于技术创新的研究。德国经济学家门斯等人的周期理论、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的技术创新政策体系以及卡曼等人的市场理论,是继承和发展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技术创新理论。
以德国经济学家门斯为代表的周期理论,发展了熊彼特的长波技术论。门斯同熊彼特一样,把技术创新看成是经济增长和长期波动的主要动因,并运用统计资料证实了熊彼特的理论。但是,门斯认为,熊彼特理论最大的不足是只强调企业家的创新,而没有涉及这一创新所需要的环境和前提条件,因而没有解决技术创新周期性阵发的原因。门斯试图弥补熊彼特的不足,提出了基础技术创新的前提、环境及长波变动模式。门斯的著作《技术的僵局》尽管没有直接分析长波,但被看作是20世纪70年代长波理论复兴的代表作之一。门斯在下述两方面推进了熊彼特的理论:第一,他明确区分了基本创新(即建立新部门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提出基本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经济停滞则导源于基本创新的匮乏;第二,门斯力图以实证方法证实熊彼特的创新假说,他发现,资本主义历史上有若干关节点,在1830年、1880年、1930年,都有基本创新出现,而这些关节点又都正值经济萧条时期。在此基础上,门斯提出了萧条引致基本创新的假说,其理论的中心思想是:经济衰退和大危机刺激了技术创新,它是技术创新高潮出现的主要动力;危机会迫使企业寻求新技术,而大批技术创新的出现则成为经济发展浪潮的基础。
以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等人为代表的另一些新熊彼特主义者,虽然也认为技术创新和由技术创新所导致的新兴产业是推动长波上升、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他们不同意门斯的萧条触发创新的观点,提出了政府的科学技术政策对技术创新起重要作用的理论体系。弗里曼的技术创新政策体系,在把技术创新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同时,更强调技术创新对劳工就业的影响,强调科学技术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刺激作用,为政府提出了下述三套科学技术政策,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技术创新政策体系,以刺激技术创新、扩大劳工就业:第一套是扶持、资助和鼓励基础技术的发明和创新政策;第二套是推动和促进基础技术创新的传播和应用政策;第三套是改善对国外先进技术的进口,并促进其在国内广泛应用的政策。弗里曼的这套技术创新政策体系,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打下了基础。
以爱德温·曼斯菲尔德、莫尔顿·卡曼、南赛·施瓦茨、理查德·列文、海纳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经济理论,研究了技术创新与垄断、竞争和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认为竞争程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力量是决定技术创新的三个重要因素:(1)竞争程度影响“技术创新”;(2)企业规模影响“技术创新”能力,影响所开辟的市场前景的大小;(3)垄断程度影响对市场的控制程度,垄断程度越高,越不容易被其他企业模仿,“技术创新”的利益就越能持久。对技术创新来说,最有利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市场结构。在最优的市场结构下,存在两类技术创新:一类是垄断所推动的“技术创新”;另一类是竞争所推动的技术创新。
(二)制度创新理论
熊彼特在论述经济发展问题时,也很重视“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但他由于受制度学派的影响,把“制度”看作是“体系”、“社会形式”或“经济组织方式”,以及市场结构,如垄断等。
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继承了熊彼特的观点和方法。戴维斯和诺斯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制度创新理论。将制度变革引入经济增长过程。他们认为,所谓“制度创新”是指经济的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方式的革新,例如股份公司、工会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国有企业建立等,都属于“制度创新”。这种组织和管理上的革新是历史上制度变革的原因,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他们说:“经济理论同一种对制度变革的解释相结合,对于进一步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增长是有重要意义的。”(www.daowen.com)
制度创新的过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形成“第一行动集团”,即有预见力的决策者;
第二步,由第一行动集团提出制度创新方案;
第三步,比较和选定制度创新方案;
第四步,形成“第二行动集团”,即辅助第一行动集团的利益单位;
第五步,由第一、第二行动集团联合行动,共同实现创新。
20世纪50年代,以微电子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也促进了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系统研究。新熊彼特学派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发展了技术创新理论;(2)界定了技术创新的概念、内容和主要类型;(3)初步探讨、描述了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任务和理论命题。这一时期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问题主要涉及技术创新过程,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技术创新的市场体制、扩散模式,与企业经营的关系,对企业、行业、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测度方法等方面,同时也研究了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策略、企业内外因素等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新熊彼特学派对熊彼特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发展,为技术创新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通过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和探索,新熊彼特学派已经初步搭起了技术创新的理论框架,强调技术创新在“创造性毁灭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并通过技术创新和变迁过程的相互作用,得出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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