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启蒙思想就如一座水库，当水流进了引水渠之后，便分出许许多多支流，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理论，而且相互辩驳。在实践上，也呈现出民族国家治理上的差异。就不同国家间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以及经常性的相互指责而言，都只能理解成“教派”之争。在基础性的方面，却是一致的。特别是由诸如“集权”“民主”等概念所引发的争论和冲突，往往表现出了一种夸大差异的情况，就像信仰同一尊神的不同教派相互视为死敌一样。这是人类历史尚处于野蛮状态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发展史上，我们看到每一个时代都有着各种各样的思想和理论，它们之间处在争论不休的状态中。其实，它们是属于同一个思想范式的，那就是，都根源于18世纪的启蒙思想，是在18世纪启蒙思想的框架下形成的不同认识。18世纪的启蒙是现代性思想的源头，也是几乎全部社会实践中的各种思想路线的源头。就世界范围来看，只要一个国家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其思想与实践也就都是根源于18世纪启蒙思想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面向人类的未来去展开思考的话，所有这些思想以及建立在这些思想基础上的行动体，就都扮演了抵制者的角色。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所有试图超脱既有思想范式的创新性思考，都会受到其时代的抵制。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和理论都在它得以产生的时代被排挤到极其边缘的地带。因为人们是如此急切地希望收获当前的利益，对于那些有可能对未来以及当下生活深层造成影响的问题往往不愿意去想也不愿意去听，就像孩童贪玩而厌弃学习一样。虽然人类的进化达到了我们经常感到骄傲的文明程度，但在成熟的意义上，还相差甚远。所以，今天的人们头脑中所充斥的依然是急功近利的念头。

在中国，经历过几十年的对外开放和西方化的教育训练，许多人学会了或掌握了按照18世纪启蒙思想去思考问题的逻辑，因而，能够系统地表达自己所想，也能够审视现实而作出似乎是自己的判断。他们得益于启蒙思想，获得了声誉和优渥的生活保障，进而，他们已逐渐地找到了某种自己是思想家或学者的感觉，经常性地发表看上去很有思想的惊人之语。其实，他们无非是能够得到精心维护的“机器人”。就这种“机器人”的等级而言，可能属于21世纪初制造出来的那种会学习的“机器人”。即使对其等级评定再提高一些，也绝不可能属于中国2050年之后制造出的机器人产品。他们给人以似乎他们能思考的假相，其实那只是在受教育的过程中由“老师”输入的，他们并不知道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新现实提出了什么新要求，而是动辄用某某理论唬中国百姓。这对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启蒙来说，是非常有害的。

事实上，我们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每日遭遇的是全新的问题和以往未曾有过的新要求，仅仅不断重复地念叨18世纪启蒙思想家提出的那几句口号，对于回应现实要求而言，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提出启蒙后工业社会的问题，首先要确立的任务就是要超越工业社会的思想范式。这样做肯定是非常艰难的，所受到的抵制是可以预料到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恰恰证明了一场启蒙后工业社会的运动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场启蒙运动的话，那么，人类就会在工业社会的思想范式和实践模式之中耽得更久。即便是在遭遇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之时，也会援用既有的思想和在既有的思维惯性中去寻求救赎之策。所以，超越工业社会的思想、思维方式及其实践模式，是需要一场启蒙运动去将其变成现实的。

就现实而言，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于近代早期的西欧，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声音，基本上都呼唤着把近代早期所发明的制度、生活和行为模式搬过来。这些声音铿锵有力，似乎不允许任何质疑。可是，在发出这种声音的“动物”那里，从来不愿意去看也不愿意去想，那个他梦寐以求的制度、生活方式、社会治理模式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提出来和建构起来的，而我们今天却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

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确立了天赋人权的原则，其基本内容就是自由与平等。对此问题，我们并不想进行全面的讨论，这里仅以自由的追求为例，就可以有一个18世纪启蒙为我们设立的主题的概观。

人的自由在两种情况下应该得到尊重与承认。一种情况是突破本来不应有的束缚。比如，一些人凭借身份和地位以及其他支持系统获得了某种权力，并用这种权力压迫、支配和驱使另一些人，使得那些人丧失自由。这个时候，为了自由而采取突破束缚的行动也就诠释了自由的真正含义。这种自由是应当得到承认和尊重的。这也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阐释的自由。另一种情况是，在关涉到自己的利益也同时事涉他人的利益时，或者说，在事涉自己所在的共同体利益的问题上，是需要采取自主行动的。人的这种行动上的自主性需要以人的自由为前提，因而，人需要拥有自由，而且这种自由也是值得承认和尊重的。但是，这种自由是狭义的自由，是被“自主”所限定的自由。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需要通过合作行动去赢得人的共生共在的情况下，所需要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拥有开展自主行动的自由。也就是说，前一种自由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在那个时代，是针对封建社会的那些压迫和束缚人的因素而提出来的。但是，在工业社会的建构中又生成了诸多压迫和束缚人的自由的因素。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所需要突破的就是工业社会发展中再生的那些束缚人的自由的因素。我们这里所说的后一种自由，就是在突破和否定工业社会中的那些压迫、束缚人的自由的因素中重建的自由，是人类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不可或缺的自由。通过对自由的解读可以看到，即便是谈论自由、追求自由，也应看到有两种不同的自由。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让我们认识到了前一种自由，那是一种纯粹自由；而对后一种被界定为“自主的自由”的认识，则是需要在启蒙后工业社会的运动中去加以解决的。所以，在同一个概念上，启蒙工业社会的运动与启蒙后工业社会的运动所形成的认识以及所要建构的内容却是不同的。(www.daowen.com)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应当说是使人类获得了制度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一切领域中，都谋求制度建构的途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关于制度发生的现象学解释是，“正是由于个体在交往过程中创建了支撑集体行动的共同认知与理解的框架，而使得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同时这个框架也界定了社会生活的范围。行动被重复和被自我及他人赋予相似意义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制度化’过程。制度化是一个社会现实的构造过程”。在一定的社会、地域或行动体系中，某种相对定型的文化和人们共享的认知成果实现了向制度的转化，从而生成了制度。实际上，这也可以看作是文化以及认知方式为自身确立框架的过程。一旦实现了向制度的转化，一旦以制度的形式出现，那些文化和认识方式也就以某种稳定的模式而存在，就会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能够对所有拥有了它（们）和分享着它（们）的人们的行动、思维以及关系作出规范。至少，有了制度框架所确立的边界，使人的行动、思维以及关系被限定在边界之内。事实上，制度不是以抽象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道德、法条文化中的法律和其他形式的规则或准则等加予人们的，是让人们能够在多数情况下认识到或感知到的标准、边界等，并让人能够做出对它加以遵循的选择。

关于制度生成的这种现象学的理解，更多地认定了制度生成的自然发生和演进过程，而且，大大地扩展了“制度”这一概念的内涵。易言之，由文化和认知方式演化过来的制度可以以任何一种形式出现，会让制度呈现出多元化的景象，而不像人为建构那样基于某种既定的观念、标准去把制度制作成某种类似于建筑物那样的东西。比如，当我们认识和理解工业社会的存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制度时，就需要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去发现现代性文化、认识方式的逐步形成过程，而不是去将视线放在谁在某个领域中对某项制度的建设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同样，对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既有制度的不同，也需要从其所拥有的文化、认知方式上的差异方面去认识和理解。这样的话，人们就不再会生成对某一制度的信仰，而会生成对各种不同制度的包容心，承认并尊重自己尚未在情感以及认知上作出认同的制度。那样的话，当前存在着的许多意识形态冲突以及理论上的争论，均可休矣。

当现象学从文化、认知方式制度化的维度中推导出制度多元化的结论时，目的是要在直接的意义上去解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的问题，去解释语法规则为什么与法律在发挥规范作用时会采取不同的方式等现象。不过，当它们这样做的时候，应当说在思想开放性的意义上是积极的。因为这不仅提示了我们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应该承认和尊重制度的多样性，而且在我们面向未来时，也能够轻易地获得这样一种理念，那就是，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制度本身不仅是一个多元化、多样性的问题，还呈现出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性状或样式。所以，如果说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与我们当前需要去从事的新的启蒙运动之间有一个过渡带的话，那么，在20世纪后期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关于制度多元化的认识所发挥的正是过渡作用。对此，我们应当给予肯定，应当在积极的意义上看到它们为启蒙后工业社会的运动所做的准备。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它已经做出的这些准备，而是要在此前提下继续前行，真正地致力于新的启蒙的事业。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于18世纪启蒙开拓出来的社会发展结出了科学管理的硕果。20世纪初的管理主义运动促进了公司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至此，启蒙思想关于国家治理结构的设计才被引入到了经济领域，完成了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如果说“工业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这两个概念有所不同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在19世纪，机器在生产部门的广泛应用，规模化的制造业的兴盛，已经意味着工业社会建构了起来。也就是说，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有了结果。

与工业社会的形成过程相比照，应当说，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则是在20世纪初的管理革命中才终于被建构起来。也只是在这个时候，资本才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一个角落，才显示出对政治领域的殖民以及对所有社会构成要素的支配。虽然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化都有着更早的源头，比如，如果以钟表为标志，工业化始于14世纪；如果以蒸汽机的推广应用为标志，工业化应当被认为开始于17世纪。学术界的折衷性的观点往往是把 16世纪作为工业化的起点。关于资本主义化的运动，也大致是在16世纪显现出了明显的迹象。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化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相互促进和相互缠绕，以至于我们无法把它们区分开来。然而，它们之间又毕竟有所不同，我们是可以模糊地感知到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特征的。

如果我们把“工业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两个概念的话，就会看到，工业社会是在19世纪定型的，而资本主义化则是在20世纪初完成的。在资本主义化完成的过程中，公司治理结构的生成是标志性的事件。也正是这一点，意味着18世纪的启蒙思想不仅在国家建构中得到了执行，而且在国家框架下的经济制度安排中得到实现。随着工业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合，社会发展每天都创造了奇迹，20世纪在各个领域中所创造出来的辉煌业绩，都是在工业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重合之中产生的共振效应。然而，随着这种共振变得日益剧烈，根据18世纪启蒙思想建构起来的这个建筑物开始摇晃了起来。对于生存于这个建筑物中的人们来说，所感受到的就是风险与危机。正是在此条件下，后工业社会开始向我们招手。应当说，在二战后，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建筑陷入了风雨飘摇的状态，开始不断地对它进行加固。然而，所有加固工程都只能显示出一时的效果，人们很快就又感受了更大、更强烈的震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走进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虽然人们的绝大部分努力还是放在了加固这个建筑物上，但社会变革的节奏也在加快。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提出了启蒙后工业社会的构想，实际上，也就是提出了超越工业社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