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哲学思考可以比喻成黑格尔所说的那只“密纳瓦的猫头鹰”，但启蒙的事业则要在黎明曙光到来之前就开始。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一场启蒙后工业社会的运动已经变得非常迫切。如果我们希望通向后工业社会的道路上风险少一些，如果我们希望人类不至于因为一场无法预知的危机事件的到来而毁灭，那么一场启蒙后工业社会的运动于今开始已经是我们应当承担起来的任务和必须担负起来的责任。只有我们共同努力去作出有实质意义的探索，才能使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道路变得通畅一些。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在这个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性的未来。在面对一个未定的新世界时，我们肯定需要一场启蒙。因为启蒙的意义在于，也许是一句话，就将建构起一个世界。比如，孔子的一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激励了中华民族在饮食上的不断探索，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美食体系；霍布斯的一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则促使人们寻求建立规则如运用规范的解救之道，从而生成了民主、法治体系。现在，面对一个未定的未来，我们对它的规划就显得非常重要。

我们不认为18世纪的那场启蒙具有终极性的意义，也不认为后世对它的完善工作可以永续下去。显然，一种学说、一种理论无论被建构得多么严密、多么美，都有着历史适应性的问题。任何普遍主义的幻想都是没有意义的，不可能存在着适应任何时代的学说、理论。即便是建构起了一种包罗万象的思想范式，也会因为社会的发展而走到需要将其扬弃的一天。当然，把所信奉的理论想象得无比完美，认为它具有普世性，如果这是一种信仰的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从受过教育的知识人士口中说出，我们则会投以无比惋惜的目光。不是因为我们对他有了什么偏见，而是对我们自己过高地估计了他的智商而表示惋惜。

必须承认，18世纪启蒙运动开辟了人类历史的一个伟大时代，也是思想史上的一个高峰，因而奠定了其作为所有现代性理论源头的地位。现代理论宗派繁多，但万宗之源则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那里。即使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在得到了现代性阐释后，也是源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所以，我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幻觉，似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离我们很近，我们可以时常与他们对话，那其实是对他们进行了现代性阐释而创造出来的假象，是因为近几个世纪的人们对古希腊、罗马的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而使我们感到那些思想仍然活在当代。同样，当我们走进了后工业社会后，如果我们能够根据时代的要求而对现代性的思想作出成功的新阐释的话，也会将诸多桂冠戴在我们已经熟知的那些启蒙思想家的头上。但是，那绝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具有普世性，而是后工业社会的学者们的阐释之功。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现在不应致力于对工业社会的启蒙思想进行再诠释，而是需要根据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新要求，去致力于一场新的启蒙。

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不禁令人感叹，是因为有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才建构起了我们迄今生活于其中的工业社会。伟大的工业文明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是社会发展处处难以抑制的活力，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和交往方式的日新月异，都应归功于那场启蒙。但是，在我们时代正在发生的这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中回望历史时，也会看到尼采从人类历史中所领悟到的那种情况，“自亚当起始至今，人一直处在不正常的状态中……真实的生命不过是一种信仰（也就是自欺，胡思乱想）。你争我夺、战乱不休的整个生命，充满了光明和黑暗的生命，不过是一种拙劣的、错误的生命……”特别是在我们视为工业文明的伟大成就之中，有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顷刻之间毁灭人类，而且生态链的断裂、环境污染带来了人的生存危机等，都让人们承受着无尽的痛苦。这种状况是需要得到改变的。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所要做的启蒙后工业社会的工作，就是要实现这种改变，即开拓出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新阶段。或者说，在这场新的启蒙中，需要去探索彻底改变人类历史的途径；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生活模式建构中，彻底终结“你争我夺、战乱不休”的历史，让人们通过合作去赢得人的共生共在。

斯洛特戴克认为，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在资本主义构成了这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社会属性时，产生了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和他们写下的被称作为“名著”的伟大著作，但是，“这类名著，尽管它们试图大致构建‘历史’的进程，却不可避免地带有狭隘的特性；由于受到决定论的先入之见的影响，它们将无耻的线性关系的目标投射带入事件的进程当中；它们由于无法改变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而与殖民主义的剽窃世界媾和；它们因公开的或是遮遮掩掩的方式为幸福布道的同时，却襄助世间产生了更大程度的不幸；现在终于要有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思想产生出来，一个严谨的、多元价值的、非一统的并且首先是对自身视角的决定性有着清醒认识的关于历史事件的言说”。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肯定会有一种与18世纪启蒙思想“完全不同的思想产生出来”，但是，我们不能消极地等待这种思想的产生，而是需要积极地承担起建构这种思想的责任。事实上，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起点，意味着欧洲中心主义的瓦解。正如近代历史举足前行的时候需要通过一场启蒙运动去规划工业社会一样，在这个新的起点上，我们既不能怀揣着工业社会思想家们的那些“名著”走向未来，更不可能用既有欧洲狭隘的眼界去看世界，而是需要积极地根据我们时代的要求以及呈现出来的新特征去开展思想及其理论的创新，把对后工业社会的规划当作我们应当投身于其中的事业。显而易见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需要一场启蒙，去对后工业社会的各种可能性作出思考，提出可行的行动方案，至少，对后工业社会的轮廓去作出粗线条描述是非常必要的。这就是启蒙后工业社会的行动，需要拥有的是全球眼界，所要建构起的是全球各地区的平等交往、共生共在的世界。总之，是要从根本上终结斯洛特戴克所说的那种欧洲中心、殖民征服、虚伪布道的历史。(www.daowen.com)

在20世纪80年代，吉登斯已经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时代对科学和技术创新为引导的启蒙运动的成就持有彻底的怀疑，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历史意识已然不复拥有自己往昔不容置疑的绝对主宰地位”。尽管进入新世纪后技术进步仍然每日都在刷新我们的生活，但人们总是表现出一种被迫的适应。人们丧失了历史进步的目标，以为社会发展就是达到某个生活水平。也就是说，人已经失去了创造历史的雄心壮志，而是把命运系在技术进步之上。

同样，米尔斯也揭示了这样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社会问题，沿着18世纪启蒙的道路，经历了理性的狂飚突进的时代，我们拥有了科学和理性，但是，“给予科学方法和科学理性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生活于理性之中，而不再有神话、欺诈和迷信。教育的普及或许会产生技术白痴和民族主义者的狭隘心理，而不是开启心智，独立思考。向大众广泛输导历史文化或许并不能提高他们文化理解的品味，反而会使历史文化庸俗化，并强烈压抑了人们的创新力。即使科层结构的合理性和技术水平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也并不意味着个人或社会的智力水平就高。由前者导不出后者，因为社会的、科技的或科层系统的合理性不只是所有个人运用理性的意志和能力的总和。事实上，获取这种意志和能力的机会，却似乎往往被这种合理性所扼杀。对于个人与社会，本着合理性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秩序并不一定是增进自由的手段。实际上，它们往往用于暴政与弄权，用于剥夺个体理性思考的机会与作为自由人行动的能力”。

这就是工业社会的悖论。社会建构愈是按照理性的方案做出，个人就愈是失去理性。或者说，当个人成为理性的奴隶而遭受理性的奴役时，他的理性就被阉割掉了。这样一来，存在于理性的社会中的是失去了理性的人，以至于理性的社会得不到来自于个人的支持。本来，社会的理性建构可以实现对个人的控制，即把所有的个人都纳入理性的规定、规范之中，而在个人失去了理性的情况下，社会又无法实现对其规约和控制的目的。另一方面，在个人失去了理性的情况下，社会的理性建构就会因为得不到个人理性的支持而走向理性的反面。民粹主义的兴起，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悲的是，“人们还没有将这些趋势和疑虑明确表达为问题，当然也没有广泛承认它们为论题或感到它们是一堆困扰。事实上，当代自由与理性问题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人们还没有认清自由与理性问题的实质，并将其明确地表述出来”。这就是因为人们已经形成了对理性的迷信，在迷信中使自己失去了理性，因而，也就不再可能去“认清自由与理性问题的实质”了。虽然我们不能让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对这种情况负责，但人类社会却是在他们所开辟的道路上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所以，当我们希望对自由与理性作出实质性的解读时，不能仅仅采取阅读18世纪启蒙时期文献的做法，而是需要建立在对我们时代现实的深度阅读之中，特别是阅读现实中所包含的那些指向后工业社会的篇章。

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一项成果就是建构起了原子化的个人，并以这种原子化的个人为前提而形成了个人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在自我中心主义的视野中，一切都是围绕着自我旋转的，是自我的工具。自我就是标准，是作出一切判断的终极尺度。当我们说地球在运动时，是相对于我们自己作为地球人所站立在地球上的某个位置还是相对于地球外缘以及地球之外的参照系？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非常容易的。因为这个问题立马就把我们引向了我的身体以及立足点之外，去确认某个参照物或参照系。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以我们所站在地球上的某个立足点而感知到了地球在运动，而是想象着我们所站位置之外的某个点而实现了对地球运动的观察。然而，在社会生活中，在社会观和历史观中，在18世纪所给予的人的地位上，人们却不愿意承认类似于形成“地球在运动”这种认识的方法，而是把“我”的欲望、要求、意志、观念等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甚至以自我为参照系、为标准。这就是开始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建构的结果，形成了个人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的思想、文化及其观念，而且是通过制度的建构去为之提供保障的。

在某种意义上，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因为突出了自我中心主义而成了托勒密宇宙观的合理注释。考虑到自我的觉醒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的生成，都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成果，恰恰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把托勒密的思想路线贯彻到底了，或者说，完成了托勒密思想的社会诠释。虽然康德宣称自己实现了哥白尼式的革命性变革，然而，就康德的思想属于18世纪启蒙思想的延伸来看，他仍然是走在18世纪启蒙运动前行时所走的托勒密的路线上，只不过康德把18世纪启蒙运动所发现的个人改写成了“主体”。所以，康德实际上不可能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完成了从托勒密到哥白尼的革命性变革。而且，整个现代性的所有思想和理论，都没有实现这场变革，反而是一直走在不断强化自我中心主义的道路上了。如果希望实现这场变革的话，那应当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启蒙后工业社会的运动所要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