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协作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行动和生产关系模式，渗透到了工业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可以认为，整个工业社会所拥有的最为稳定的格式就是分工-协作。在科学发展中，我们看到诸多科学门类的出现，也就是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学科，高等教育也是根据学科去划分所谓院、系等的，这就是社会性分工-协作的体现。然而，从现实来看，学科之间的分工往往并未引来有效的协作，反而学科隔离的现象表现得非常严重。阿伦特对哲学的自我隔离就深感忧虑，她批评道，“在哲学对整个生活领域的内涵贬黜之外，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彻底的隔离：把人们只有通过共同生活和行动才能达到和实现的那些事物，与人们独居独处中所感知和关注的事物完全隔离开。而独处的人是否寻求真理并最终在对诸理念的无言沉思中获得真理，或是独处的人是否关心自己灵魂的得救，这些又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鸿沟从此打开并再也没有能被弥合。这道鸿沟不是处于所谓的个人和所谓的共同体之间，而是居于独处的存在与共同生活的存在之间”。

其实，阿伦特所说的这种哲学与现实生活的隔离是工业社会中一个普遍现象，因为有了分工-协作，整个社会处处都存在着这种隔离。是因为分工把人们隔离成了不同的人群，在逐级细化的分工中，哲学活动也被打造成了一种学科专业意义上的专业性活动，哲学家将自我放逐在都市喧嚣的人众之中，不仅与生活相隔离，也在自己与人文的和社会的各种学科之间划定了十分分明的界限。哲学家所从事的就是这种隔离状态的专业活动，并不涉及心灵救赎的问题。哲学家声称思考和探索真理，却从来也不打算采取积极认识的态度，并不以对现实的综合性了解为前提。这就是现代哲学的状况，与古代那种积极对政治的以及广泛的社会生活发表意见的哲学家是根本不同的。

阿伦特认为，在历史上，比如在荷马时期，“言说”与“行动”并不是分立的，“伟大事迹的行动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言辞的言说者，不仅因为伟大的事迹需要伟大的言辞来伴随和解释，否则就会落入无声的遗忘之中，而且因为言说本身从一开始就被视为一种行动的方式”。显然，言说与行动的分离是发生在近代以来的事情，特别是议会的发明，造就了一个只言说不行动的专门场所和人群。而且，在社会分工中也造就了一些专事言说的职业，如律师等。当科学发展通过学科分化而加速前行的时候，不同学科间的围墙越筑越高。“一个学科分支一旦建立起来后，其必要的和特有的专业性便会对跨学科研究形成一种障碍：各种专业词汇使得该学科外的大多数人不知所云，从其他学科借鉴来并赋予了新内涵的术语会在对外交流时引起微妙的误解。专业期刊，各种会议、新成立的院系，对新设备的投资和宣传会接踵而来，这些举措加深了对新方法的应用。所有这一切会形成一种孤立的亚文化，其交流将越来越远离更广泛的科学领域”。因为处在分工-协作体系中，才有开不完的学术会议，让圈内的人不断地通过学术会议而去致力于沟通私人情感和建立私人关系，求得申报课题或评奖之类的方便。如果说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们都基本上没有参加过学术会议，那么，经常出席学术会议的人至多也只能算得上“会虫”，决不可能在思想史、学术史上为自己留下一笔。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希望通过跨学科研究而将不同的学科打通。实际情况却是，要么研究者只了解了两个或几个学科的皮毛而生产出不伦不类的论文；要么取得了积极的研究进展却又建构起了一门新的学科，同样为自己筑起了高高的围墙。更多的时候又产生了许多所谓跨学科的学术会议。

当社会进入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后，科学的学科分化所呈现出的认识碎片化的状况致使它不仅不能为实践提供必要的支持，反而显现出了有害性。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许多学者提出要对科学的学科分化做出反思，并去探讨不同学科间沟通的可能性。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人们以为数学能够在不同学科间铺设起交通的道路。现在看来是不成功的，因为很多学科在数学介入后发生了变异，失去了学科原有的性质，而且，所取得的科学成果往往华而不实。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每年都在颁发，但没有人预见到金融危机会发生，也没有人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提出如何去加以解决的方案。也就是说，那些科学研究成果看起来具有无穷的科学魅力，而在应用中，要么不成功，要么在解决了某个问题时引发了许多更为严重的问题。工业社会的科学所实现的学科分化是从属于认识上的分工要求的，这与工业社会的精神是一致的，也反映了工业社会的总体特征。如果对这种专业化所造成的局面进行评价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每一门学科都走在了探寻真理的正确道路上，而科学在总体上却把人类一步一步地领进了有可能毁灭的境地。如果我们的这个判断是合乎实情的，那么，重新为人类的科学发展确立方向，就应该是一项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承担起来的任务。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世界，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都存在着这种分裂。所以，科学分工所反映出来的这个问题也存在于社会治理领域中，在社会治理的分工-协作模式中，政策制定是由一些专门机构来承担的。在代表制的路径中，即便每一种社会力量的代表都进入了这个（些）机构，权力以及影响力也是不同的，更不用说是否存在着权力操纵的问题。在直接民主的路径中，公民或公众的参与会导致更为复杂的情况。比如，参与者或被认定为参与者的参与意愿是不是均质的，参与者之间的相互熟悉程度，参与者的意见在他的与政策制定机构的博弈中得到了多大程度的接受，以结果的形式出现的政策是否达成了目的或者达成了谁的目的……在这两条路径中展开的政策制定过程都是民主的，却不意味着最后确立的政策目标与社会的实际要求相一致。如果政策目标与社会的实际要求不相一致的话，那么，这个政策过程所要证明的就仅仅是民主自身，而不是通过民主去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和达到什么社会目标。所以，分工-协作模式事实上构成了对民主政治的破坏，至少是在政治活动专业化与公众参与之间打上了坚硬的楔子。因而，在人们捍卫民主和以民主的理念去开展行动的时候，却不知不觉地被分工-协作模式领进了为了虚幻的民主而反现实的道路上去了。(www.daowen.com)

正如基恩所看到的，“在全面官僚主义化的条件下，自愿的结合和以实现价值为主的双方一致同意的关系日益遭到破坏并被有目的的合理组织所取代。这些组织力求通过把一切情况当作问题——这些问题随后可以通过计算得到解决——来下定义和控制的办法实现它们各自的目的”。人们在组织中活动，因为分工-协作体制而被分配到了不同的职位和岗位上，适应职位和岗位的要求而开展角色扮演活动，所关心的是职位和岗位上的责任，而且是按照明文的或隐喻的要求行事。因而，不再有什么自愿不自愿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是出于自己特定的原因而加入到组织之中，是为了实现自我的特定目的，更多的时候，是受到生存等问题的驱使而参与到了组织之中。所以，对于组织成员而言，组织的任务和目标并不是他需要关心的，至于组织的存在与发展，也要以他能否实现自我的目标为衡量标准。这样一来，组织无非是外在于他的自我目标实现之工具，这个工具能用则用，不能用的话，加以抛弃也未尝不可。由于组织与组织成员的关系是这样一种外在性的关系，以至于组织的管理者必须通过科学的手段去对一切方面都加以计算，以求实现有效的控制。对此，组织理论家们看到的往往是组织有机性的丧失。如果我们将其与环境联系在一起的话，就会看到，当这种充分理性化的组织在环境以及组织的各个方面都无法进行理性计算的时候，也就不再能够承担起组织应有的社会功能了。

斯科特等人在复述韦伯的思想时说，“官员应该将所任职位视为唯一的，或至少是首要的职业，这表明他意识到组织成员的其他职业联系会影响他们在组织中的表现。实际上，不仅这些其他的职业联系会导致参与者与其所在组织的要求发生冲突，亲戚和家庭角色也有可能成为参与者与组织对其行为的期望发生冲突的基础”。因为存在着这些冲突的可能性，所以要求组织必须确立边界。在边界内的时空中斩断其他联系，以求防止那些与职业要求不一致的因素有可能带来的冲突。在这里，边界就是一种防护设置，起到的是隔离和排斥的作用。在这种隔离与排斥的前提下，组织才能在广泛的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当深入组织内部时，分工-协作也是以建立边界为前提的。分工本身就意味着在不同的职位和岗位之间划定边界，组织的每一个成员，都只能在边界内活动，或者说，在边界内有着明确的属于他的责任，任何越权、越位的行动，都是需要加以制止的。在平行的职位和岗位之间，协作是一种抽象的机制而不是行为，只有对于上一级而言，才会以行动的形式去诠释协作的内涵。

由于整合协作的协调成了上一级的机构和人员的职责，在实现过程中，也就会以控制的形式出现。所以，才让人看到了“管理就是控制”这样一种现象。在由上一级承担的协调功能中产生了控制导向，而控制导向又必然要求通过更多的监管措施去加以实现。所以，一个控制导向的组织必然会把大量行政资源用于监管方面。这样一来，对于一个生产性组织而言，就会挤占生产方面的资源；对于一个服务性组织来说，就会减少组织外向服务的资源投入；在政府这里，对监管的畸形化重视不仅会挤占公共服务、社会管理方面的资源，而且会把政府本身打造成一个类似于监狱一样的组织。在每个人都受到监视的情况下，虽然权力不会被滥用，但罪犯心理却得以生成。反映在人格上，要么是懦弱和缺乏责任感；要么是处在一种不断地与自己的某种犯罪冲动作斗争的状态中。这就是在分工-协作的逻辑中必然会产生的实践现象。